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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浓最深天山情——纪念父亲王恩茂诞辰100周年

(六)

小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不要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无论刮风下雨,大雪纷飞,我们上学出门父亲都不会用专车接送。母亲与父亲同在自治区党委工作,父亲仍坚持让母亲坐东梁大院的班车上班。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副处级一直干了19年都未变动过,父亲也从未在她的职级问题上说过任何话。我在副师级岗位上工作了整整9年,想让父亲找领导说一下,父亲就是不答应。他说,领导干部的子女更要服从组织安排,违反原则的事我不能做。而父亲对很多老同志和烈士的子女则非常关心爱护。父亲认为,他们的父辈为中国革命和新疆的解放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愿意继续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关心照顾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很多江西老乡和亲戚来到新疆,要求父亲安排工作。父亲一边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一边耐心说服他们返回原籍好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母亲的一个亲戚从陕西来新疆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在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父亲最后还是没有办理。我的姑姑、姑父是库车县粮食局的普通职工,一直到退休时也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后,有人想利用父亲的影响办一些违反原则的事,父亲总是坚决拒绝,送来的东西坚决不收。有好几次,因父亲不在,送来的东西放在家里,父亲都交代我们如数退还。有人曾问过我,你父亲在新疆当了那么长时间一把手,你们家怎么可能连一块和田玉都没有。实际上像父亲他们那批老干部,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哪有精力和兴趣搞那些玩意。

父亲历来公私分明,从未因私事用公款请客。父亲待人非常热情,经常请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吃饭。包括朱镕基、张震、张万年等中央和军委领导,都是请到家里自己出钱让炊事员做。吃的也很简单,就是用铜火锅加木炭涮羊肉,另加几个小菜,而我们子女则上不了桌,只有端盘子的份儿。

父亲的博大胸怀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1950年7月父亲回老家江西永新,组织上给了秘书一笔钱,用以救济父亲的亲属。父亲知道后,严令秘书立即从亲属处收回了全部款项,交还组织。父亲说:除当地政府给红军军烈属的照顾外,不许再给我的亲属任何其他照顾。

爷爷是老赤卫队员,是江西省政协委员。去世时,有人提议应该埋在烈士陵园,父亲不同意,坚持将爷爷与普通人一样葬在东山公墓。我的弟弟北新,是全家最优秀的孩子,长得高大英俊,学习很好,篮球、游泳、乐器样样精通。文革”“ 中不幸被炸死,我们的同学非常气愤,当时就把凶手抓了起来。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反复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按政策把人交给公安部门,自己出钱低调办理了后事。父亲返回新疆后,全国正在开展清查“三种人”,有人认为凶手是“三种人”,要从严处理和判刑。父亲得知后告诉有关部门,因为是在动乱的年代,又不是故意伤害,还是要从宽,就不要追究刑事责任了。

父亲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解放军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提出要在北京给父亲另盖大一些的房子,被父亲婉言谢绝。父亲病重时,我们瞒着他向军区要求增加一名陪护,父亲事后还批评了我们。父亲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直到临终也不愿给组织添麻烦。

(七)

父亲和新疆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他的心总是与各族人民群众紧紧连在一起。

库尔班·吐鲁木翻身当家做主人,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父亲在和田调研得知后,专程去看望了他们全家,以后在乌鲁木齐又亲切地接见了这位老人,特意安排他乘飞机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成就了新疆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父亲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给他们留下了可亲可信可敬的感人形象。父亲对民族同志的热情好客总是欣然接受,甚至能按少数民族特殊“礼性”将大块羊尾油一口吞下。父亲到民族同志家和牧民的毡房里,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着馓子、包尔萨克(一种油炸面食,新疆少数民族食品)和手抓羊肉。用简单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与他们交谈,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

一次在吐鲁番乡下,有位维吾尔族农民热情地摘下自家树上的桑葚请父亲吃,父亲吃了以后又拉肚子,又发高烧。工作人员认为这个维吾尔族农民是坏人,让当地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父亲闻讯后马上指示让公安局放人。父亲说,怎么能这样对待群众呢,人家完全是好意,是我自己不注意,不能怪这个维吾尔族农民。此事在当地传开后,群众说,王书记真好,他相信我们。“文革”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种种非难,父亲不卑不亢,大义凛然,对他们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反对,保护了新疆的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父亲曾对我们说,我不能为了自己过关就承认所强加的莫须有罪名,也不会盲目地执行他们的所谓“指示”。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个人,也关系和影响到新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离开新疆的日子里,父亲仍然时刻关注着新疆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与新疆各族人民的联系从未中断。无论是在北京、芜湖,还是在南京、长春,常有新疆的干部群众去看望父亲。每当听到新疆工作取得成绩时,父亲就高兴、乐观,而当听到新疆工作受到损失时,父亲就忧心难过、寝食不安。

父亲在芜湖工作时,有两位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老人,千里迢迢背着哈密瓜来看望父亲,他们紧紧拉着父亲的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对父亲的思念。父亲感慨万分地说,你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身处逆境的我,真太不容易了,新疆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