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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瀚:创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号人物

今日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之外单列,自称一个社会体系。国家的各项活动,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席位。兵团能有今天的时候影响和地位,岂能忘掉老一代创业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更难忘掉一位帅才——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

副政委是“一号人物”

张仲瀚,他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人。这不得不繁琐地做一点说明:1954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是起义将领陶峙岳(1955年授衔陆军上将);政治委员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1955年改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兼任;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治委员张仲瀚。照此五人名单,张仲瀚名列最后。同时成立兵团党委,王恩茂兼第一书记,张仲瀚任第二书记。王恩茂是新疆第一把手,主持自治区党委,统领全局;对生产兵团,他处于上级领导地位;所兼兵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一职,是保证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组织原则。兵团党委的实际工作,由张仲瀚主持。副司令员程悦长,指挥剿匪战斗胜利后,因重病赴北京住院治疗,直至1961年逝世。赵锡光副司令领导石河子城市建设,积劳成疾,不幸于1955年病逝。实际上,兵团只有陶峙岳、张仲瀚两位领导。陶峙岳高风亮节,身为上将司令员,但自觉地诚恳地置身于兵团党委领导之下。兵团机关习惯对张仲瀚免姓只称“副政委”,但上下内外都知道,副政委是兵团的“一号人物”。兵团的这一领导架构,稳定地保持至1964年,张仲瀚升任兵团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仍由王恩茂兼任),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同时,自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起,张仲瀚还是农垦部副部长(部长王震),总之,从兵团成立到文革前的十数年间,张仲瀚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人,这是历史事实。

上世纪50年代,我曾许多次近距离接触并观察这位兵团领导人。兵团大院的一座小楼,兼作兵团的小招待所。楼上南北两端各一个里外套间,分别是陶峙岳司令员和张仲瀚副政委的办公室。张仲瀚单身一人,别无住宅,办公室就是他的“家”。里间一张床,两只沙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私人空间。时隔半个世纪,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仪表堂堂的形象。那时,他40岁出头。笔挺的身材,宽厚的肩膀,圆润而又棱角的脸膛,战火与风沙也摧毁不了的白皙皮肤,一双清澈智慧的眼睛。冬季,当人们都被臃肿的棉衣包裹的时候,唯独他,穿一件黑色毛呢长大衣,总忘不了围一条白色丝巾,胸前领口处露出那一朵洁白。从未见过他戴帽子,一头自然卷曲“一边倒”的乌黑短发,在凛冽寒风中更显得朝气勃发。如果抛开他共产党高干的身份,俨然是位风流倜傥的绅士。难怪乎他与梅兰芳、马连良、张君秋这些艺术大师是好朋友。但,他是一位久经沙场南征北战的将军;是一位运筹帷幄,在戈壁荒滩创造绿洲新城的领导者;又是一位抡起坎土曼开荒、挑起粪筐积肥的劳动者。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京剧票友。早在延安时代,他就登台上演《四进士》中的宋世杰而闻名。在乌鲁木齐,他和“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搭档,二人合演“对儿戏”《汾河湾》,珠联璧合,传为美谈。可见张仲瀚功夫非同一般。

那时,兵团机关流传着许多张仲瀚的轶事趣闻。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央在全国遴选适合担任大使的外交官,张仲瀚被选中。他的政治资历、文化修养、形象风度,皆为理想人选。但他不结婚,没有夫人,而大使在外交场合是要有夫人陪同的。就这,张仲瀚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坚守,终身未婚。

我也曾许多次听过张仲瀚的报告和讲话。从来没见过他拿着稿子照本宣科,带点冀东口音的北京话,即兴讲来。天南地北、国际国内、形势任务、政策措施,夹杂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比喻,不时爆出笑料。听他的报告,你会感受到作为兵团人是自豪的幸福的,甘愿为那艰苦的事业奋斗一生。我永远记得他的一句话,“兵团是座大熔炉。”这几乎是解读兵团的一把钥匙。

1985年,我编撰《写在天山上的碑文》一书,纪念那些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而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不幸早逝的先辈们,首先想到了张仲瀚。为此走访了当时兵团的几位领导人,以及新疆军区的几位老将军,我知道了张仲瀚的正史。回望从进军新疆到“文革”前1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征程,走遍天山南北,处处都印证着张仲瀚的赤子之心。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断裂。岁月流逝,我也过了古稀之年。至此建国60周年之际,唤醒了我的记忆。张仲瀚穿着黑色长大衣围着白色丝巾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可我觉得,为一位逝去已近30年的贤者撰文,似乎是写“招魂曲”,追寻一个人的魂灵。但愿招得忠魂来,滋养我们的精神。


三五九旅的另类团长

早在1949年夏季,部队还在关中地区作战,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即已想中央和毛主席请准了进军新疆的战略任务。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王震看中了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畅想着在那里开创更大规模的南泥湾。王震和老三五九旅的一些干部逐个谈话,开始做进军新疆的思想准备,最先想到了已经是二军第六师师长的张仲瀚。

在三五九旅的团级干部中,张仲瀚可以说是个“另类”。八路军三五九旅是由红六军团整编而成,团、营、连干部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唯独这个北平的学生张仲瀚,是“半路”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主力团长。张仲瀚本是河北沧县人,自幼随伯父在北京长大,是个官僚家庭出身的阔少爷。据说上学时都住在老北京的六国饭店。酷爱文学戏剧,是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的活跃份子。在著名的北平平民中学读高中时,就自办刊物,创作发表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小说、剧本。那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年月,“抗日救国”的呼声沸腾着北平。张仲瀚和于伶、宋之的等人共同组织“北平剧团协会”,吧北平各大中学的剧团联合起来,走向社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3年,18岁的张仲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仲瀚的伯父,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大学,曾经是冯玉祥的军法处长,为官多年。时任河北省民政厅长,为自己的亲侄谋得博野县警察局长一职。张仲瀚已是共产党员,这反动政府的警察局长当得当不得,他得请示地下党组织。时值“高蠡暴动”失败,党组织指示张仲瀚抓住这个警察局长的职务,以便保护革命力量。20岁的张仲瀚走马上任,很快与博野地下党取得联系,让这个反动职务为革命事业服务。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日军兴。警察局长张仲瀚,拒绝伯父的电话召回,拒绝与县长南逃,在博野竖起了“河北民军”的抗日旗号,自任司令。他用从县长手中扣下的县府财政,由太原买回200条枪。以县保安队作军事骨干,请地下党党员担任民军政治干部,动员民众积极入伍,一时就拉起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他本人也开始学习军事,积极练兵,准备迎击日寇,保卫河北,保卫家乡。“河北民军”很快就成了冀中地区很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张司令”也名播四方。因为与河北军阀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同名,两个“张司令”往往被混淆,从而闹出一些误会。

吕正操率领他的团脱离东北军,开到冀中举兵抗日。吕正操与张仲瀚互相拜会,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却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联手抗日。不久,八路军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公开亮出了共产党旗帜。共产党员张仲瀚,庆幸“河北民军”有了归属。他放弃司令职权,主动把“河北民军”完整地交给吕正操,自己带了二三十人去另闯天下。他要为共产党再创建一支抗日武装。

张仲瀚回到自己故乡,另立旗号,称“津南人民自卫军”,仍然自称司令。他奔走呼号,招募人马,筹钱买枪,不出三月,又发展为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出师就与日军板垣部交战,打跑了日本鬼子,消灭了汉奸石友三,接连打了好几个当时当地著名的胜仗。“津南人民自卫军”威震一方,“张司令”更是英名远扬。这时,张仲瀚只有二十二三岁,短时间拉起两支队伍,且能打胜仗,近乎传奇。足见这位学生出身的青年,具有不凡的号召力,并有相当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

贺龙看到了张仲瀚的潜质和他这支队伍的实力,决定将津南人民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由张仲瀚任团长,曾任红军师长的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任副团长。自卫军两千多人,七一九团八百余人,实力不同,有人对合并不服。张仲瀚欣喜地接受决定,诚恳地说,我不是正规部队出身,要当好这个团长,还得好好学习。可见张仲瀚并非那种年轻气盛的狂傲之辈,更不是那种算计个人得失、心怀野心的人。

就这样,张仲瀚带着他的津南人民自卫军列入了三五九旅建制,一来就是一位响当当硬梆梆的主力团长。可贵的是,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队。在王震领导下,共同经历了三五九旅全部的战斗历程:华北敌后抗战;驻防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大生产;南下北返(因期间被调去北平军事调停处,担任叶剑英的高级联络官,而未参加中原突围)。之后,去山东新建了一支“渤海旅”,带回西北投入解放战争。张仲瀚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经历过一百多次战斗,打过许多大胜仗。击毙过敌师长,活捉过敌军长。有记录可查,张仲瀚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老同志们无不佩服,称赞这位投笔从戎的白面书生是位军事奇才。

王震当然了解张仲瀚的全部历史。王震向来对知识分子,对那些富豪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人比较看重。因为人家不是生活所迫逼上梁山,人家是对信仰的选择,是以感国家民族解放为己任,放弃优裕的生活,自觉地投身革命。张仲瀚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每当说起张仲瀚,王震常有两句话:“张仲瀚这个人不打个人算盘”,“张仲瀚有全局观念”。当时全国胜利在即,王震构想着未来新疆蓝图的时候,问张仲瀚:“全国胜利后,你想去哪里?愿意干什么?”张仲瀚指点着地图,由西安划向西北,越过甘肃、青海,直指新疆,说:“新疆这么辽阔,占全国面积一大块,但是,空白这么大,人口稀少,只有少数民族孤孤单单地游牧生活。新疆等待解放,等待开发,将来高建设大有可为。”王震情不自禁地插话:“那里能干它许多个南泥湾。”张仲瀚坚决表示:“不管新疆之行有多么困难,新疆之战有多么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一定要到新疆去!”

这是张仲瀚对新疆的初始认知和向往。30年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张仲瀚,1979年开始构思他的回忆录,在提纲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国地图上留着多么大的一块空白,我们怎么能够让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在那里孤零零地孤军奋战呢?我们怎么能让那里睡了几万年的辽阔荒原,不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这种人口分布是畸形的、不均衡的,必须改变这种原始状态。”他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作《老兵歌》,吟“古风三十二节”,其中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前人也未竞,不怪左宗棠。”“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等句。可见张仲瀚从1949年直到他1980年生命终止,始终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开发建设新疆,造福边疆少数民族,维护国家统一。这就是张仲瀚的高瞻远瞩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军垦第一犁和军垦第一人

1949年9月,王震一兵团进抵酒泉,直叩新疆大门。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上旬,一兵团各部想南北疆次第进军。张仲瀚的二军第六师排在最后,集结待发。王震突然命令张仲瀚率一支小分队提前行动,限日抵达焉耆。同时,王震电请陶峙岳由迪化派出一个专家组,在焉耆与张仲瀚会合,做好开荒生产的先期工作。

张仲瀚在酒泉收编有一支测量队。他只带了副团长谢高忠等五六名军事人员,便与测量队全体,分乘三辆大卡车,于1949年10月13日出发,西出嘉峪关,向天山以南的焉耆疾驶而去。

在开都河畔的焉耆,张仲瀚与迪化派来的以自己水利局长王鹤亭为首的专家小组会合。在专家引导下,张仲瀚踏勘了开都河两岸的万古荒原,选定了哈拉毛墩等几处可垦之地。张仲瀚抡起坎土镘,挖开了沉睡万年的处女地,亲自察看土壤。并依专家意见,决定兴修水利,开挖大渠,引开都河水灌溉良田。工程技术人员当即开始测量绘图,打桩划线,只等大军一到,就动土施工。这条大渠,就是已然流淌了50多年,至今已然哗哗歌唱的解放渠,滋养着焉耆绿洲,哺育着子孙后代。这里的农二师,就是张仲瀚当初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旅”,后来的二军第六师。张仲瀚率领他们从渤海到天山,在这里开荒创业,建设家园,繁衍生息,永远永远……

今天,新疆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陈列着一组雕塑《军垦第一犁》。笔者曾听其它垦区的同志说,我们那里才是军垦第一犁。依我浅见,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包括起义部队)在王震领导下,于1950年春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全疆各部队各垦区都是第一犁。那座雕塑艺术地表现了新疆部队军垦创业的艰苦历程,属于艺术概括。不能因为陈列地点而只看做是某地的象征。若以时间先后排列名次,再以往诸多的记述中,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张仲瀚于1949年10月先期抵达焉耆,开始垦荒生产的前期规划勘察测量,在时间上确实早于其他部队(这时其他部队躲在行进途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张仲瀚是第一个踏上荒原的人。他不仅最早拿起坎土镘向荒原宣战,而且,为了给春耕做准备,1049年冬天,张仲瀚带头积肥。身为师长,挑着粪筐,行走早焉耆街头,这也是最早的行动(目睹此景的谢高忠,50年代写过一篇记叙文《师长拾粪》,笔者当年读过,至今不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张仲瀚是新疆“军垦第一人”?


“桃园三结义”

张仲瀚离开了焉耆。他没有看到“解放渠”竣工放水。他去了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辟新的战场。

1950年2月,新疆起义部队整编为中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委。张仲瀚调任二十二兵团所属的第九军政委,不久,又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在对起义部队的改造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左”的倾向,违背了党对起义军官的政策,有些不对官兵关系紧张对立,严重影响部队的稳定。张仲瀚努力纠偏,要求各级政治干部(都是从老部队调来的党员干部)必须端庄一个基本态度,起义有功,要尊重起义军官。起义部队已经是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起义官兵就是我们的同志和战友。经过王震同意,张仲瀚组织了政工干部们对前一阶段过激的“左”倾错误都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起义军官们深受感动,在积极工作的同时,自觉改造世界观。从此,军政干部团结,官兵团结,整个起义部队不仅从体制上,更从政治、思想、作风各方面,平稳健康地转变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0万起义官兵,从将军到士兵,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力量。后来,顶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天”。

张仲瀚本人,更是在起义部队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广交朋友。用他总觉得话说,就是“真交朋友,叫真朋友。”“以诚相待,以心换心。”张仲瀚和起义将领们交心交友,不以党的干部自居,平等待人,大度宽容。二十六师(转业为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是起义将领之一。为了让他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组织上送他上八一农学院学习,张仲瀚特意安排让他夫人同去陪读。这在那时简直是离经叛道的举措。罗汝正在领导农八师的生产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时,罗汝正不知自己能否见到而惴惴不安,是张仲瀚亲自安排,接见时还向总理介绍,这是你黄埔四期的学生罗汝正。起义部队广大官兵,特别是将、校级军官,这些在旧社会旧军队为官半生的人,对张仲瀚普遍怀有一种敬仰之情。

张仲瀚和陶峙岳将军的关系堪称楷模。他们二人在后来共同领导生产建设兵团的十数年间,肝胆相照,密切合作;互相合作,配合默契。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两人的身影,一起出现在千里戈壁上,共同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他们二人的表率作用下,全兵团从上到下,当与非党(起义)干部之间,行程了合作共事的和谐关系。这也是兵团能够稳定发展的内部力量。

陶峙岳将军90高龄(198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忆及张仲瀚,陶老说:“我们一起共事很好。他坦白,直爽,真诚,照顾人很周到,是一个好朋友。”

陶峙岳逝世后,王震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大意):有人说我和陶峙岳、张仲瀚是“桃园三结义”。王震接着回顾了他和陶峙岳的关系,讲述了陶峙岳对国家的贡献和他高尚的人格与情操。最后,王震反诘道,这样的“结义”,有什么不好呢?


塞外江南一样好

何须争返玉门关

在王震强有力的领导下,驻新疆的20万人民解放军,1951年全部实现了生产自给。1952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驻新疆解放军除少数部队保卫国防,大部分集体就地转业,从事生产建设。转业部队包括王震一兵团的大部分,陶峙岳二十二兵团全部,以及原民族军整编的第五军之一部分。继而在1954年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辖转业部队,统一领导军垦事业。而王震,在为新疆奠定了几处之后,于1952年调离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保留了人民解放军的荣誉称号。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X师”,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X师”。仍然保留部队体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但是,摘去了领章帽徽,每人领到了一本专业军人证。从此,不再有国家财政的保障,完全靠自己在边疆戈壁荒原求生存谋发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是意识形态的一句口号,而是兵团真实具体的生存现实。

兵团的组成,一半是进疆的老革命部队,一半是整编的起义部队。既有大批老红军、老八路时期的干部战士,也有大量从前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服务半生的职业军人。对于生产兵团的特殊体制,对于部队性质与任务的转变,关乎集体与个人的身份认可以及前途命运,因而生发了种种模糊观念。“兵团军不军、民不民,到底算什么?”有人调侃说,“兵团是装甲(庄稼)兵。”“庄稼兵有啥干头,要种地不如回老家。”等等。反映了集体的困惑,难免产生情绪的波动。

张仲瀚,这位创建生产兵团的一号人物,自身就是一位具有浪漫气质的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在描绘兵团建设蓝图的同时,形成了明确的理念:要按党的要求,把兵团铸就成一支屯垦戍边的特殊兵种,既是军。又是民,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你叫我是“庄稼兵”,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在戈壁滩上盖花园。兵团将以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为国家做出贡献,也为自己在边疆建设幸福的家园。张仲瀚,以他充满激情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他面对现实艰苦创业的实际行动,响亮地回答人们的质疑,消除人们的困惑。不仅具有政治思想说服力,更具有精神感召力。

农七师政委史骥,荣幸地参加了1954年新疆赴京观礼代表团。史骥站在天安门一侧的观礼台上,看到威武雄壮的解放军,特别是在他眼里已经是现代化的海军、空军通过天安门时,不禁心潮澎湃。兴奋之余,又不免黯然神伤。心想自己1937年参军,现在成了“庄稼兵”。瞧人家海、空军多神气。于是有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念头:掉回国防部队,最好是去空军(军委曾从新疆部队调了一大批干部去建设空军)。回到乌鲁木齐的当天晚上,史骥就把自己的想法,迫不及待地报告给张仲瀚。张仲瀚听后没有言语。史骥一吐为快,酣然大睡。夜半,史骥被敲门声惊醒。门开启,原来是副政委驾到,落座床头。史骥匆匆披衣而起。二人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良久,张仲瀚开言到:“你去北京观礼,带回来这么个情绪,我心里直发凉,怎么也睡不着。我们一起相处了十多年,难道就这样分手吗?”史骥身上一激凌,心头又冷又热,顿生愧意:“我17岁跟着你,整整15年了。想走,下不了最后决心,这不是跟你说嘛。走不走,还得听你和组织上安排。”张仲瀚笑了。“那好,以后再不谈这个。睡觉吧。”言毕,起身离去,轻轻带上房门,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史骥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二点。史骥思绪万千,跟随张仲瀚15年的战斗岁月,历历在目,悄然泪下,再也不能入睡。

次年川田,史骥从农七师到兵团开会。张仲瀚递给史骥一页信笺。史骥展纸以览,副政委手迹:

十万雄狮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垦田。

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争返玉门关。

张仲瀚的这首诗作,便在干部中流传开来。

史骥,领导着农七师在准葛尔盆地奋发图强,成为兵团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几个师之一,在空旷的戈壁荒原,创造了一座城市——奎屯。

时隔30年后的1985年,史骥向笔者追述张仲瀚“床头谈话”这一幕时,昏花的老眼,禁不住落下了泪水。

这就是张仲瀚的感召力。

有着同样经历和感动的何止一个史骥。老兵团的师、团干部,以及许多普通干部战士,都曾经感同身受,至今流传着大量关于张仲瀚的真实故事。有的说他是一团火,能点燃你的热情;有的说他润物细无声,滋润你心头。195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陶晋初,长期担任兵团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曾出国留学,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高参,是位阅历很深的人。他一生刚正不阿,追求真理。他说过这样的话:“讲阿谀奉承的话是很不光彩的事,我陶某终生不为。但是对张仲瀚我由衷地崇敬,他是位具有全面素养的帅才。”


不是南泥湾 胜似南泥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创造。屯垦戍边,虽然早自汉唐即已有之,晚至清代亦有实行,但只留下了一些发人思古的地名和一些依稀可辨的废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转业,寄寓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承受着自我生存的艰苦现实,古今中外无有先例,不能不说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实验。陶峙岳、张仲瀚率领最初的10万转业军人,在新疆辽阔的万古荒原,开始了理想主义的伟大实践。

张仲瀚倾其半生心血结晶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32节,128行,640个字,可以看作是新疆生产兵团的史诗。《老兵歌》起句就是“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可见南泥湾在张仲瀚心中的位置。他把南泥湾视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源头。张仲瀚在兵团的讲话、报告、文章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南泥湾精神”。他像“曲不离口”一样,常讲一句话:“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一首歌曲《南泥湾》,人人皆知“三五九旅是模范”。王震率领进疆的一兵团,都是经历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部队。正统的三五九旅,就是进疆时的二军第五师,1952年集体转业后发展至今的新疆兵团农一师。50年代新疆生产兵团师、团级领导,大多都是亲身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红军、老八路。在这里,“继承与发扬南泥湾精神”,是活生生的人文传承。

1950年,张仲瀚调任起义部队第九军政委,进驻石河子,开始新城建设。当时,军部和军首长都没有一间房。张仲瀚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做起居之所。有人劝军政委尊手免劳。张仲瀚笑言:“干这个你们不如我,我们在延安挖过窑洞。”于是,张仲瀚给周围的将校官佐们讲起了南泥湾。言毕,长啸一声,“让未来的大楼,从地窝子开始吧!”这听来像诗的语言,正是他们双手创造的新生活。一年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座大楼,就在他们穴居的地窝子旁矗立了起来。起义军官们真实地体会了张仲瀚言传身教的“南泥湾精神”。

张仲瀚心存南泥湾情结。南泥湾大生产时(1942年),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瀚,率团驻在南泥湾南部边缘的九龙泉。这位书生出生的团长,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竞赛,白皮嫩肉的双手磨出了血泡,仍然坚持抡着镢头,争当劳动模范。九龙泉变了样,一片好风光。张仲瀚取个新名“风云庄”。风从虎,云从龙,暗含“藏龙卧虎”之意,也可以解读为“风起云涌”的革命精神。

朱德总司令来到风云庄。和他同行的是著名爱国将军续范亭,续老感慨不已,作《风云庄巡边》诗,刊于延安《解放日报》。诗中有云“镇边将军知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七一九团驻地属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与国民党军队仅数十里之距,该团担负着守边任务。故有“镇边将军”之称),歌颂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毛泽东闻知,亲临南泥湾。喝了九龙泉的水,吃了七一九团的饭。张仲瀚向主席汇报,所食粮油肉菜蛋,全是本团生产。毛泽东一乐,即席而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席手书这八个字,鼓舞全党全军,战胜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时隔10数年,朱德1958年来到新疆,张仲瀚陪同朱老总在石河子视察,穿过高高的白杨林带,参观了二十三团农场。老总赞曰:“花园农场。”满意地说,“你们把南泥湾精神带到了新疆。”朱德想起当年巡游南泥湾,还记得续范亭的诗句,握住张仲瀚的手,笑吟:“燕赵男儿贵姓张。”“在下张仲瀚,河北沧州人氏。”张仲瀚的潜台词是京剧念白。

张仲瀚心怀“南泥湾情结”,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脚步,往往先于垦荒者的队伍。他很早就穿越罗布泊,直上阿尔金山。露宿米兰古城遗址废墟,他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圈,告诉农二师师长谢高忠,在这里摆上一个团,就叫米兰农场,是你在罗布泊的根据地。不久,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文革”中,为了消除张仲瀚的影响,改称三十六团场)。谢高忠还记得,在阿尔金山,那天,猎到一只黄羊,点燃篝火烧烤。张仲瀚一边喝大家分享野味,一边扮戏剧相:“金山为我献野味,助兴所憾无杜康。”引起众人一片欢笑,忘记了连日的辛劳。在新疆北端的阿尔泰山,张仲瀚考察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同行的还有农十师师长张立长。这是一条美丽的河,自东向西流入当时的苏联,终端汇入北冰洋。张仲瀚沿河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人迹罕至,一片荒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张仲瀚伫立旷野,手举望远镜瞭望远方。他伸开手臂,指着前方对张立长说:“你们农十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吧!”张立长顺着张仲瀚手指的方向望去,极目怅寥廓,四望无人烟,茫茫大地空荡荡。张立长说:“这里连个地名都没有啊!”张仲瀚沉吟地说:“你们是最北边的一个师,就叫北屯吧。”“北屯”,就是现在共和国行政版图上的“北屯市”。曾记否?当初张仲瀚定点命名。

兵团在发展,兵团在壮大。从抡起坎土镘开荒、军垦第一犁开始,建立了一百数十个机械化大型农场。准葛尔、塔里木,戈壁沙漠便绿洲,万古荒原建新城。不是南泥湾,胜似南泥湾。最初的十几万转业军人,发展到一百余万职工队伍,总人口逾200万。在昔日戈壁荒滩上安家落户,重温并享受着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和快乐,歌唱着“边疆处处赛江南”。


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陶峙岳、张仲瀚领导兵团创建的丰功伟绩,书写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世人有目共睹,无须赘述。唯有两件事,意义不凡,但以往不曾宣传,国人不知。

其一,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个省有上千万人饥饿死亡,全国粮荒。兵团因为人员大量增加,粮食也不富裕。张仲瀚和各师商议,为国分忧,自己勒紧裤腰带,挤调数百万斤粮食,支援灾情最严重的几个省。

灾荒年间,各省都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称之为“盲流”,实则是灾民。“盲流”大量涌入新疆。兵团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指令各师清退遣返“盲流”。张仲瀚下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止。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分担谁分担。爱民是解放军的传统,我们要为党分忧。”张仲瀚打电话给兵团机关,责令撤销此项通知。张仲瀚绿灯一开,各师安置“盲流”作农场和工矿单位的正式职工。保守估计,全兵团几年间吸纳盲流(灾民)总数约有四五十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兵团此举,为当时全国社会之稳定,消除社会隐患,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仲瀚主动承担,为党为国分忧,真切的爱民之心,何其可贵!

其二,1962年5月,新疆发生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在当时苏联政府驻新疆几个领事馆的策动下,伊犁、塔城边境地区,两三日之内,数万当地居民越境逃往苏联。事发突然,边境一时空虚。村镇被弃,田园荒芜。地方没有足够的边防警察,军队不能贸然开上边境。紧急情况急需紧急应对措施。中南海关注着事态变化。在新疆党政军高峰会议上,张仲瀚挺身而出:“我们上!兵团不军不民,亦军亦民。我们替他们代种。代收,代管(简称“三代”),等待他们回来,我们全部奉还。”

危急时刻,方显英雄本色,亦是张仲瀚的政治智慧。中央同意“三代”良策。张仲瀚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组成“三代”工作队,立即奔赴边境地区。始终保持军队作风的生产建设兵团,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几日之内,多支“三代”工作队即已到达边境,化险为夷,消除了危急。

后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布置下,兵团沿边境建立了几十个边境农场,和解放军边防部队、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筑起了钢铁长城,捍卫着祖国边防。


心血渗透全兵团

张仲瀚,称得上是位“全才”“通才”。政治、军事自不待说。兵团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在他的智慧运作之中。经济管理、基本建设、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渗透着张仲瀚的心血,处处可见张仲瀚的杰作。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新疆那座美丽的城市石河子,城市规划设计图,竟出自张仲瀚之手。他无师自通,找来相关的转业书籍苦心研习,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设计图,就在张仲瀚手中诞生了。经过众多专家和领导严肃慎重地审议,张仲瀚的设计,取代了原来一位苏联专家的设计。张氏平面图,终成立体的石河子市。今天,漫步在石河子市子午路的林荫下,也不得不承认当初设计的科学合理。还有那座平房招待所,更是张仲瀚建筑设计的得意之作。庭院式风格,但又不封闭。几代国家领导人,还有胡志明主席、西哈努克亲王,都曾在这里下榻。

张仲瀚一手创办了兵团农学院(今石河子大学),自兼党委书记。他建立健全了兵团与各师的农科院(所)。那时,他就在实行“科教兴兵团”。这些都是大事,他也办“小事”。

张仲瀚创意规划,由兵团商业部门具体实施,在乌鲁木齐开设了一家餐厅,号称“百花村”。是张仲瀚亲自命名题匾。内设全国各地分餐厅,经营各地方饭菜。让远离故土献身边疆的人们,在这里吃顿家乡饭,以慰思乡之情。饭店开张时,张仲瀚书赠对联:“店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分明是位雅士。

兵团艺术剧院,则是张仲瀚的文化大手笔。请勿忘记,30年代初,张仲瀚就是“北平左翼剧联”的活跃份子,自己就是编剧、演剧的能手。现在兵团的文学刊物《绿洲》,刊名是张仲瀚在50年代创刊时题签。写这两个字时,张仲瀚还说:“我们不但要有生产粮食的绿洲,还要有生产精神食粮的绿洲。”兵团的百万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地方文化多样性。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张仲瀚下大决心大力气创建了兵团艺术剧院。他亲自出马,延聘名演员,从相关省市引进剧团。艺术剧院除文工团的歌舞、话剧,还有京剧、秦剧、豫剧、越剧、楚剧、杂技等多个专业表演团体。一时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根据维吾尔族民间传说创作的戏曲《西琳与帕尔哈特》,由越剧、楚剧先后上演。“上影”决定拍摄楚剧舞台艺术片,已经进了摄影棚,不料“文革”开始,竟胎死腹中。京剧团有张仲瀚这位内行打造,从北京“挖”来了于鸣奎、张丽娟、马最良三块名牌。在大江南北巡演,感谢各省对兵团的支援。在北大荒演出,向兄弟垦区学习。在北京长安、吉祥两大戏院登台,向首都人民汇报。好评如潮,媒体称作“边疆三奇葩”,被请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专场演出。这天晚上的戏单、剧目和演员,由张仲瀚亲定。风光一时。京剧团成了兵团的名片,人们对新疆兵团刮目相看。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归来在新疆停留。到达的第二天,即赴石河子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张仲瀚独出心裁,把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活动,安排在农场的林带里。树影婆娑下,周总理和上海青年谈笑风生,一句“你们上海的老市长看望你们来啦!”立刻打消了青年们的拘谨,紧紧地围在二位国家领导人身旁,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绽放。总理习惯地左手卡腰,笑得乐不可支。张仲瀚站在一位上海姑娘的身后,一脸的幸福。这田边地头的会见,多么亲切自然。“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周恩来的这句名言,就是这里从这里发出。

周总理最新疆兵团和张仲瀚,非常关注。1962年,周恩来要去广州开会,通知张仲瀚由新疆赶往北京同乘专机,总理要利用空中航行的时间和张仲瀚谈话。总理透露,毛主席和总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组建成类似新疆兵团的生产建设部队。约张仲瀚来,就是要详细了解兵团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经济核算制度。空中谈话没有结束,在广州又连续进行了十几个夜晚。总理说,你去军委会议上,讲讲你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罗瑞卿总长安排了半天时间,请张仲瀚作专题报告。在全军的最高会议上,张仲瀚讲述了亦军亦民非军非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之后,周总理又曾两次召集张仲瀚等人到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研究甘、青、宁各省已有的几个农建师和新建西北林业兵团的工作问题。总理对张仲瀚说,这几件事,你都要管起来。

今天,周总理来到石河子,踏上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目睹了这座崭新的城市。夜晚,总理一行下榻在石河子平房招待所,赞赏这幢简朴雅致的平房建筑,坐在庭院的石凳上,任塞外的风吹拂。总理知道,石河子原来也是个“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蛮荒之地。今天看到的是,棉田麦海一望无际,绿树红花掩映着一座城市。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的现实。总理陷入了沉思。次日清晨,周总理见到张仲瀚就说:“昨天晚上,给你们想了几句话……”张仲瀚听总理一字一句地说完,即请总理题词。不喜欢到处随意题词的周恩来,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留下了手迹: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

备战边防

生产建设

民族团结

艰苦奋斗

努力革命

奋勇前进

周恩来

回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举行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公开发表讲话。他以气壮山河的元帅气概,在讲话中宣称:“新疆有一个强大的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外长的声音,传遍了世界。

张仲瀚听到这样的评说,没有因为兵团已有的成就而感到自满和轻松。望着总理凝重的笔迹,张仲瀚领悟:兵团任重而道远。他充满智慧的头脑,构想着更加远大的宏图伟业。


壮志未酬身先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化大革命”,毁了张仲瀚的鸿鹄之志。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掌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初始,就把毒箭射向张仲瀚。他们知道张仲瀚在新疆根深叶茂,就把他押到北京批斗。对边疆几乎一无所知的江青,来到批斗大会煽风点火。她毫无事实根据,信口雌黄,当众污蔑凌辱张仲瀚。江青恶语一出,张仲瀚就成了“钦定”的兵团头号“走资派”、“反革命”。

造反派得了鸡毛当令箭,把张仲瀚押回乌鲁木齐,在人民广场举行批斗大会。那是寒冷的冬季,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他们把张仲瀚剃了光头,特意找来一件新疆最低劣的蓝布老羊皮大衣,包裹着张仲瀚,身后插着类似“亡命牌”的“反革命份子”标志牌,押到广场亮相。他们要的只是羞辱丑化张仲瀚,宣示张仲瀚已然被打倒,抹煞人们心目中那位英俊潇洒器宇轩昂且功勋卓著的领导人形象。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吼叫声中,批斗会进行了十多分钟就草草收场,匆匆押回北京,投入牢房。

从此,张仲瀚与世隔绝,在北京某监狱的单人牢房里被监禁了8年零3个月。他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新疆。张仲瀚临终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最伤心的事,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多少人想探视张仲瀚,可是他们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张仲瀚的兄妹到处打听亲人的下落,不得而知,即使张仲瀚本人出狱后,他也不知道关押他的那是个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是一座圆弧兴牢房,中间一座高高的岗台,持枪的战士,警惕地监视着他这位将军。

病重的周恩来惦记着张仲瀚。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一份对张仲瀚解除监禁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说,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让他回部队去。

张仲瀚被安排进总政招待所久住。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是他住在北京的一位妹妹。妹妹即刻赶往招待所,看望刚从监狱出来的二哥。面前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腰身佝偻的老人。身上那条呢子裤,缝线开了,裤管已成一条条的碎布,像拖把一样耷拉在脚面。从前那条抢眼的呢子大衣,也已经磨损得像麻袋片披在身上。狱中8年,一套衣服没有离过身。妹妹抱住老人,叫一声“二哥!”号啕大哭,“这是我的二哥吗?!”

不久,张仲瀚住进了医院。很多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探视,张仲瀚很少谈及狱中的经历。那不只是他个人的冤屈,那是共产党的耻辱。他应《人民日报》之约,为周总理三年祭而作的长文中写道:“我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我是共产党敌人的敌人。”这时,他还未获完全平反,愤慨之情溢于文辞。他又写道,“敬爱的总理,您的骨灰从天空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我没有地方去找您的墓碑,我只在1月8日,茫然地极目四望,撒下一串串的怀念之泪!”这位燕赵慷慨之士,胸藏何等的深情!

直到1979年底,经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决定,推翻了原中央文革专案组强加在张仲瀚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完全恢复名誉,分配张仲瀚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

这时,张仲瀚住在301医院,正在呕心沥血地撰写他总题为《忆新疆》的回忆录。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反复修改。身边工作人员劝他休息,身体第一,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战斗,不完成任务,去向马克思报到,马克思不收。他的《忆新疆》拟就十一个题目,完成了前三篇之后,他的心脏病情加重,暂时中止回忆录写作,突击起草给党中央的意见书,建议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期,新疆兵团建制被撤销)。他忍着病痛,一字字一句句地向党中央坦露忧国忧民之情,陈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战略作用。就在这份意见书送达胡耀邦同志数日后,1980年3月9日,张仲瀚病逝于301医院,终年6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炮兵司令部为张仲瀚准备的宿舍,他一天也没有入住。给他补发工资所余一万余元,张仲瀚分赠给了身边工作人员司机、秘书、警卫员。他,房无一间、钱无分文,带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乘鹤而去……

李 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