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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①

中央：

董朗同志于阴八月初到桑植，接到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来信，敬悉一切。此间于“八一”纪念后，曾送上万言的报告，系由向宜恒同志送交宜昌县委转上的，不卜中央已收到否？兹将月余以来工作报告如下：

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

自此报告发出后，湘西军事又形紧张，吴尚部开来常德，对我红军有一大布置，饬令湘西队伍和陈渠珍所部向桑植苏维埃区域取包围的形势，不过吴尚部开来湘西其任务不仅是要打击红军，对湘西队伍也要予以剿灭或收编。我们见到这点遂决定率红军向庸、慈发展，以动摇敌人的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湘西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是值得报告的。

（一）西教乡的战斗。大庸熊相熙等共有枪三百支，是西教乡最大的土酋，握全乡政治的、经济的特权，其本人是个最大的地主，与陈逆策勋和徐小桐等都有相当的结合。我们要向下游发展，若不将他们扑灭，可为桑植苏维埃之患。因此，我们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扑灭熊族团防，以除后患。

除派二旅五团留于桑城外，大部红军均随云卿出发前方，阴七月初二由桑开动，初三与熊部接触，围攻敌寨至七日，大小十余战，始将敌人击退。此次战争的经过有如下述：

1.敌人的布置。熊部在桥头飞塔坡、教字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以教字坯石寨为最难攻，在这个要塞地方，敌人均驻有团兵把守，以为抵御，所以敌人的兵力虽不很厚，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打弱寨”，如没有飞机大炮，随便如何英勇的将士，都不容易把这样的寨子攻破的。

2.进击的情形。我军西路，一面由云卿亲率大队由桥头向教字垭攻击前进，一由王炳南同志率二团由中湖飞塔坡前进，以作佯攻。初三日上午攻下桥头，同日围攻教字垭石寨。初四日指晓占领飞塔坡，即以全力攻取敌之主寨（教字垭），率因石寨太坚、防守太严未能攻下。

3.双方之悍战。我们初因不知西教乡有这样多的寨子，而且这样难攻，既到双方接触，又不便中途停战以损军威，遂下最大这决心，誓将敌寨攻下而后已。我因为占领了都字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在地形上颇占优势，故用兵自如，既可以围敌寨，复可以拒援兵，进战退守莫不顺利。同时得吴玉霖团（与云卿有旧好，且系云卿旧部）□□□之声援，使敌人更加胆寒。在围寨时，我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敌之援队如熊海清、陈策勋等亦死力救援数次，均被我军击溃，战争之烈确系红军成立以来所未有者。

4.敌人之逃走，围寨五日，敌人粮尽援绝，恐慌异常，表示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这自然我们不能同意，并饬各部严防敌人逃走。但事出意外，在初八日晚上下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我士兵因连日疲倦太甚，防范时有疏忽，致使敌人乘机潜逃，及到深夜攻寨时，寨内已无敌人踪迹了，真是可惜。

5.战争之影响。是役我军牺牲官兵十八名，伤二十名，消耗子弹四千发，且未得敌人的枪弹，但在军事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教乡的寨子从来没有人攻下过一次（吴玉霖、吴□□等以全力攻寨数次都遭失败），而我红军不过是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婴儿，竟能克敌制胜，当然可使湘西一般队伍胆寒。

敌人的主寨既经击破，其他小寨莫不迎刃而解，于是熊族各部遂被我军击散了。为要补充子弹，恢复士兵疲劳，我们约在西教乡休息了一个星期，同时敌人又渐渐地集中起来，然而我们正要他们集中，才好一鼓击破，因为

以我们的力量可以解除陈策勋、熊抱琴等部。

（二）慈利的游击。要使敌人大大的恐怖，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要掀起湘西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只在大庸西教乡骚动一下是不够的，还要在九澧的重要区域——慈利，去作广大的游击战争，才能完成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我们红军休息的时候，陈、熊各部均退据慈、庸、桑交界之处（康三谷、□池峪、芳花界一带），与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均取联络（徐小桐和邢聋子两部只有枪八十余支，均驻江垭），我们若不先发制人，他们必为吴尚之前卫挺而来进击我们。因此，我们即于阴七月十九日分兵猛进，敌人闻风披靡，沿途均无战事，仅在江垭小有接触，徐、熊、邢、陈遂即纷纷退却，而占重要位置的江垭商埠遂于阴历七月二十一入于红军之手了。

但是我们不是来割据江垭的，而是来骚动以骇退敌人的，当然我们不能久驻江垭，坐待敌人的包围，故红军只在江垭休息一天，于二十三日即进驻杉木桥。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写信给周笃方（神兵），一方面写信给田少卿，表示合作，共同奋斗。他们都有比较圆满的答复，惟不愿在这个风浪紧急的时候高树红旗，致受敌人打击。虽然周、田两部都是十二分对于土地革命毫无认识的，但他们俱为伪湖南省政府所不容，无论如何不致与红军为敌。如田少卿回信说“若红军入石门，愿让出防地”即可证明。惟当时退却了徐、邢诸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据慈利县城，态度暧昧，距杉木桥仅五十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仅〈距〉慈利仅九十里。此外还有澧县李抱冰、石门之罗孝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解（鄂西西藕池游击的失败，就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战术）。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来，使敌人〈对〉我们用兵莫明其妙，而我们得以乘此时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总之，此间游击的方法，云卿以二十年拖队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至上敌人的大当。

（三）游击期间的留守工作。在桑植县已有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已有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可能，当然我们对于留守桑植的工作要十分重视。

我们对留守的决定，是组织一留守委员会，以县委之李良耀、政府之汪毅夫、红军之谷海云三人负责。继因谷海云部与农民协会时有冲突，又调二团文南浦回防桑城，把谷海云部之五团调到前方来，参加慈利的游击战争。从此，桑植方面得以无障碍的惩治豪绅，进行没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虽然后方仅有长枪八、九十支，而革命的政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仍在稳固着。

惟有一点，在红军到达慈境之后，桑方队伍、团防乘机骚动，尤以内四乡为最凶横。当时，后方兵力单弱，保×外四乡尚不够，自然无法顾及内四乡。长此下去，这一般队伍、团防，势必逼近桑城，来危害革命的政权。故巩固桑植的政权，保障已得的胜利，也是红军围桑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游击战争中，我们虽未得着什么，而动摇了敌人的战线，使敌人暂时不敢打击我们，扩大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吸收了一些农民分子加入红军，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到于在游击战争期内的宣传工作，无不尽力去做。文字的有各种标语、各种布告及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等；口头的有各部的宣传队分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较有成绩。惟在这次游击战争中，因军事发展太快，纪律多不森严，在西教乡及江垭两处，竟有骚扰平民的地方，这是大大的缺恨，也是我们要加紧兵士训练的大教训。

二、红军回桑后之党务及群众运动

关于桑植的党务和群众运动等。桑植临时县委已有很详细的报告，特为转上，恕不赘。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千余，农民且近四万，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在群众运动的急速发展中，有不少的错误是应很忠实的报告中央的。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是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大的发展。虽说有个小小的组织，然而质量上还差得很，以致本党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于党的周围。一般工农群众，只在军事努力影响之下，起来粉饰革命，全没有阶级的觉悟，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第二是过去做农运和工运的同志过于幼稚和浪漫，没有工作的经验，把农协和工会弄成了一个空洞的团防式的机关，并用以掩护豪绅的家属。各特派员在[及]执行委员均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与下层群众脱离了密切关系，甚至一味浪漫，拍卖了广大群众，违反了本党目前争取群众的重大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第三是一般同志不注意党的活动，仅仅机械的做他党外的工作，不留意党的组织上的发展，大家都好象有事不关己的样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去加紧党的活动，这是多大的缺恨。第四各处的农协和工会都没有使群众认识清楚，简直把农协和工会都当着党部，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不清，因之各处农协、各工会的错误多半影响于党，使广大的群众不但对于农协或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低落下去，并且对于本党增加了许多怀疑心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第五是对暴动的误解，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因为不了解暴动的真义，故在工作的策略上发生了绝大的错误，如第三区农协执委，视富农为土豪，专去寻私报仇，任意捉人。各区没收地主的财产，只是几个执委和警兵去做，没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而所得的财产亦没有给予农民。又如第二区农协执委事事敷衍，毫不彻底，都是不明白暴动意义所致。第六工会中执委最大部分不是同志，他们的错误尤多，如不加紧工会的组织，只顾捉拿上豪以谋得款等是。

关于以上所指的错误幸经前委一一考察出来，并由桑植县委拟定了新的工作计划，发下了最严重的通告，要求此间同志一致努力完成三大任务，纠正过去一切的错误，急速地发展党的组织，加紧群众运动。

我们对于这三大任务的努力，是用铁的纪律处分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如开除区农协特派员李复初、田益生等的党籍），用教育的方式训练新的同志，〈此〉其一。分派县委委员及党的特派员下乡活动，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限期成立各区区委或支部（如第二区已有新同志二十人），此其二。决定陈叶平为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并加派较有经验之彭伟、郭天民、刘质吾、郭藩诸同志下乡工作，领导各区农运之发展，此其三。这样的去做，我们敢于自信，错误一定要少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一定较有成绩，这是在旬日以来已经观察得到的。

现在说到前委本身和红军中的党务：

前委本身最大的缺点是组织不健全，和对全盘工作没有很好的计划，尤其红军中党的组织非常涣散，党在士兵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最是一个严 重的危机。

关于此间党的组织，我们和董朗同志和鄂西派来之罗正品同志，曾有长时间之讨论，有的主张成立军党部，另设特派员管理地方党务，有的主张如设了军党部，须另设暴动委员会，指挥暴动区域党的工作。这个意见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因工作人员的缺乏，如只建立几个机关，而没有人去指导，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此，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决定暂不取消，军党部暂不建立，而只设团委和特支，直属前委指挥。

前委原只有云卿（书记）、良耀（组织）、一鸣（宣传）、叶平（秘书）、毅夫、统一六人负责，因各人都负有党外工作，以致前委的组织十分散漫，失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开会训练及整理纪律等工作，都没有经常的注意，这确是一个大缺点，但目前此间对于前委本身的组织，已有一个新的决议，除云卿等六人外，并决定以董朗同志参加前委，切实的加紧工作，我们的分工是：

（1）前委书记（云卿）；

（2）组织兼秘书（良耀因经济委员会已取消，得以专力作党的工作）；

（3）宣传科（叶平因还有些党外工作要做，无暇担任前委的秘书）；

（4）兵士科（一鸣因系指挥部党代表，与兵士接近的机会多）；

（5）外如毅夫在苏维埃区域工作，统一负有军务。董朗亦办军事训练班，故均不能兼顾党务。

到红军党的组织，现仅一团团委（廖卓然负责），四团团委（谭甦负责）及特别支部（不属于团委之各部同志均编入特别支部，以叶平负责）。经前委彻底洗刷之后，组织上较以前要健强多了。

关于党的，我们同罗正品同志谈得十分详细，最好中央巡视员到宜昌时找罗同志谈一次，即能得到此间一切情形，同时我们十二万分的希望中央多多给我们正确的指示。

三、红军的实力及其出路

自入桑后，红军的实力增加数倍，因我们尚在游击的时期中，其部队的编制。当然带有拖队性，故名目繁多，难成建制。兹将各部的组织分述于下：

（一）军部名义仍未公开，仅在军部之下成立一特务营，以贺沛卿同志为营长，王湘泉、刘书田为该营一、二连连长，连军部的马弁，共有长短枪一百余支。

（二）第一路指挥部：

1.第一团团贺桂如。该团第一营营长罗统一，第一、二连连长涂耀南、田子为。第二营营长廖卓然，第五、六连连长田名贵、唐彬卿。第三营营长向北辰，第九、十连连长周嘉鹏、陈嘉柳。该营、连长均系同志。经此次改编后，组织比较健强，共有长短枪三百七八十支。

2.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仲。该团第一、三营营长李家灼、刘子青，共有长枪九十余支。

3.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甦。该团第一营营长陈栋川、第二营营长戴庆元、特务连连长范松之、先锋队队长沈祝三。该团军事工作人员亦均系同志，因尚欠军事训练，故颇形泛散，共有长短枪八十余支，其兵士群众多系神兵。

4.第五团团长伍琴谱、党代表汪毅夫。第一、二、三营营长为谷清轩、唐茂林、王连城。该团第一营系谷海云之基本部队，战斗力颇强。其二、三营系入桑后收编的，组织十分复杂。谷旅之特务连，共有长短枪二百六十支。

5.补充团团长胡海云，有枪三十余支，胡本人对云卿信仰很好，亦能作战。

6.补充营营长王慎吾，系王东海之旧部，近与王炳南同志关系亦深，共有枪三十余支。

7.独立营营长刘岸翘，原系大庸康老[屯]乡之团防，共有长枪五十余支，红军向庸、慈游击时，他曾参加战争，所以现在他虽未与红军汇合，他的帽子已经红了。

8.此外尚有很多特动队的组织，如谷梅吾、吴辅臣、姚怡斋等，均有一部分群众。谷梅吾部并有长枪二十支。

（三）第二路指挥部

该部指挥罩奏章（即辅亟）与云卿关系最深，近来对本党的信仰亦尚深切，他可以号召一部份队伍，现有枪一百支，尚在继续发展中。

（四）工农赤卫队

该队系由农民警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合编而成，共有群众约二百人，长枪二、三十支，因近来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故将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

合计以上各部共有武装群众（除长短枪外，每兵均荷有梭标）达四千人，声势之大，确能使湘西敌人发抖。惟红军亦有以下的缺点，可如下述：

1.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加紧，这一方面是工作人员的缺乏，一方面是游击战争的影响。因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

2.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客观的环境，往往发生无谓的冲突，致影响其工作不能深入群众，甚至离开了兵士群众。

3.军队中下级同志与上级同志关系不密切，有时还发生隔阂，因而消极犹豫，甚至还要开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4.军队中党的教育没有经常的注意，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

5.官兵成分非常复杂，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很多，拖队的习气十分浓厚， 差不多要做政治工作都十分困难。

以上这些缺点前委久已感觉着，为补救这些缺点，前委有以下的努力：

1.在农、工会执行委员会中及红军军人中挑选学生一百二十名，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定期三月毕业，适董朗同志来桑，训练班有了专人负责，故成绩尚好，现开学已有两星期了。

2.改造红军中党的组织，并加紧党内教育工作（已如上述）。

3.设兵士科，很正确的指导士兵委员会工作（已如上述）。

4.设法健强党代表、办公厅组织，提高党的威权。

5.在军事有相当稳定时，军队织还有一个很大的整顿，此间已同罗同志详谈，亦不赘述。

红军此次回桑，于党的组织、群众运动及同志错误之纠正，均有重大的意义，从此努力下去，或不到有负中央的重托吧！

现在说到红军的出路了：

目前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湘西杂色队伍及吴尚部，从慈、庸、永、鹤各路来包围我们，大有立即接触之势。因我们的声威很大，虽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而卒不敢冒然攻城，同时他们的内部裂痕很大，彼此“多心”，指挥既不统一，进击红军亦多非他所愿（其士兵有此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虽大敌当前，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处〈于〉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请中央勿念！

正报告间又得各方侦探报称：

慈境之马河口，桑境之空壳树、东旺坪，大庸之沿溪坡，均发现大股敌人，前锋系湘西之杂色部队（徐小桐、邢聋子、陈策、朱发生等），跟进者为吴尚所部。同时，永顺亦有陈斗南、顾家齐两团向桑方增兵，以作佯攻。我们为避开敌锋起见，决即抛弃桑城藏兵于洪家关一带之高山，俟探明敌部确实情形时，即择敌之一股而痛击之，如此虽不得全胜，亦不致受敌人的打击。

到红军日前的出路，须待这次战争解决之后始能决定，不过军事的原则是胜则巩固桑植政权，并向慈、庸发展，不胜则在内××或鄂西方 面游击，这是一定的。

董朗同志的介绍信，此地无法洗出来，究竟中央对于董同志的工作分配曾有决定否？

中央所指示我们的一切，此间自当遵照进行，同时，我们还希望中央多派工作同志上来，帮助我们，实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贺龙

注释

①原文时间为阴历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