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
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
十字路会后，红三军计划首先进攻彭水，尔后向酉阳、秀山、黔江发展，以实现“以鄂川边为游击中心区域，创造新的根据地”的决策，遂进至酉阳境内，一面稍事休整，一面打击团防、土豪劣绅，侦察敌情。五月八日，红三军冒着大雨，从百里之外奔袭彭水，于次日上午攻入彭水县城，歼敌第二十一军十三旅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士气大振。由于人少枪多，又全部释放了俘虏，乃将所得武器抛入乌江。当红三军正准备攻取西阳时，夏曦认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一心避战，因此又轻率地抛弃了十字路会议的决议，命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五月十四日，红三军到达贵州的后坪县境，旋又进至婺川之干水坝。这一带敌军压力虽然不大，但人烟稀少，经济落后，部队给养极度困难，于是又经德江之泉口司向沿河县城逼近。驻沿河之敌为黔军第三师蒋丕绪部第一旅傅恒中部。傅闻红军压境，即率主力撤走，只留第二团彭镇璞部一部驻守。五月三十一日，红三军与彭团接触于乌江西岸，敌稍作抵抗即退至江东。六月一日，红三军渡江占领沿河县城。敌军弃城绕道经淇滩逃往婺川方向。
红三军入黔，贵州军阀、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十分惊恐，急忙致电蒋介石和刘湘求援。六月二日电文说：“黔省各县，素称贫苦，驻军复杂，力嫌单薄。贺匪善以利诱，恐被煽惑。而职部大部兵力均在西防。该匪若稍得逞黔北，后患何堪设想。拟恳请刘湘总司令转饬川省追剿部队，不分畛域，协同会剿，以期合歼。”但是，刘湘在西阳、秀山一带的部队自保尚且困难，又能派多大兵力到贵州帮助王家烈呢！
黔东地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地形险要，封建迷信势力很大的山区。红三军到黔东后的主要活动地区，即后来黔东苏区所在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和酉阳、秀山边界一带，处于湘、川、黔接合部武陵山区。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就在印江东南部。湍急的乌江横贯这个区域的西部，既是区内唯一的重要水路，又是一大天然障碍。这一带耕地、人口均少，居民为汉、苗、侗、土家等民族，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压榨，极为贫苦，革命要求强烈。敌方军事力量也比较薄弱。那时黔东敌军在铜仁、江口有第二师柏辉章部两个团，在沿河、婺川境内有反王家烈的黔军第三师蒋丕绪部第一旅及第四旅（杨畅时部），在印江有反王家烈的黔军第八师廖怀忠部数百人（后移往松桃）。这些军阀部队，人员不充实，战斗力不强，且互有矛盾，名义上属王家烈节制，实则“各守门户，毫无联络”，“大都采取守势，不敢迎击”。这些条件对当时红三军从事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和整顿生息是比较有利的。
这时，夏曦由于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已由“左”倾冒险转为悲观消沉。红三军的领导同志及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达黔东前后，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坚决反对再继续无目的的游荡，主张在红三军中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和创建根据地，并重建了军政治部。
六月十九日，红三军进驻沿河之枫香溪。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黔东苏区。会后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对整顿部队与创建苏区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布置。
接着，红三军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被解散了一年多的党团组织。对这方面的工作，关向应作了巨大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到九月间，全军已有四百六十三名党、团员①，其中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少数是新发展的。部队的其他组织建设工作也有所改善，提拔了一批干部，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四百余人。
如前所述，红三军中的清党、解散党团组织、取消政治机关，是在远征到湘鄂边后不久开始的，到红三军进入黔东恢复党团组织，重建政治机关，历时一年多。起初，在红三军中，七、九两师的清党工作是由盛联均和宋盘铭负责的。后来，中央分局说他两人是改组派。盛联均“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组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了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因而“第一次清党......流产了，......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当时就以肃反为中心，清党也迟缓了”。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中央分局决定“以关向应、贺龙、卢冬生三同志为（红三军）清党委员会委员”，并“以一个月为限”进行“清洗”，而实际重新开始清党是在红七、九两师分开活动以后。“分开活动期间”（一九三三年八至十二月）贺龙、关向应所率部队中“军部各部、处及九师各部、处大部分已清党完毕”。“当时夏希（曦）在七师没有清党”。“直到退出黔江在西库休息时期（一九三四年二月）才加紧清党工作（由中央分局委员分途去清）”。红九师在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初步登记完毕”，红七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初步登记完毕”。因为“肃反”中党员、干部首当其冲，有些同志拒绝重新登记，加上对参加过“改组派”，即使只是被“改组派供过，没有事实证明”的党员也都不允许登记，所以，在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登记党员的工作并未结束，而且是在枫香溪会议上布置的工作之一。一些应予登记的党员和在“肃反”中被错误开除的党员的党籍，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肃反”停止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的。在党员“初步登记完毕”之前，有的单位已有党的组织和一些活动（如军部的党支部），但全面恢复党组织，是在经营黔东期间。至于政治工作机构的情况，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上说：“政治系统在第一次肃反中被破坏了的，如政治部和政治处在（第）一次肃反后只剩少数的次要工作人员。在六房咀的时期，政治人员虽然增加了些，但是很少的。在（第）二次肃反中政治系统完全破坏了，到桑植后才开始补充指导员，以及到鹤峰苏区的时期，在清党的过程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在（第）三次肃反以后，党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的”。“红三军各师的政治处，准备改成政治部，各团在红军扩大中准备建立政治处”。②同停止“肃反”一样，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也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和反复的斗争。
枫香溪会议以后，红三军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了创造黔东苏区的工作，每师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专作地方工作，并抽调若干分队作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计“从红军中调出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约一百人，参加独立团、游击队的约近三百人”。还派了一批干部到冉少波领导的“神兵”中做改造工作。为了培训地方干部，举办了政治训练班，吸收本地干部学员一百五十余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和《雇农工会的斗争及其组织方法》等一系列文告。红三军除了打击敌人、掩护地方工作外，每到驻地便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和地方武装。
红三军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纪律，对广大群众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得了广泛的欢迎和拥护。对此，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给贵州省邮政局的报告中曾有颇为生动的叙述。报告说：红三军攻克沿河县时，县邮政局“局长......偕同家小逃出战区......甫......至大龙坡下，共匪千余已由捷径包围而来......遂与家小暂避入山。殊匪到达该地，即行宿营，局长所藏林外即为贺龙军部所在，......后恐被人察觉，又乘黑夜逃上山巅......次日该匪仍不移动，时有牧牛小孩突来山上，见其手持一纸，阅之知为匪宣传标语——红军之任务及纪律——见有保护邮政及邮差一条，于是毅然下山，亲谒贺龙，当将避难遭遇一一面诉，贺军长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将局长随带各物验检之后，遂令所部勿得留拦，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项均无损失......该匪内部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该匪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人心归附，如水下倾”。“该匪用其愚民主义，处处牢笼无产阶级，联络神匪，并宣传欢迎白军士兵参加红军。以故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响应者，各地皆是”。
由于黔东地区广大人民受贵州军阀和封建势力残酷压榨，革命热情很高，加上红三军工作细致深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迅速。一个多月的时间，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便先后建立了起来。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沿河之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三十五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上地条例》、《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苗家问题决议》和《肃反条例》。选出了以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朱绍田、孙秀亮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贵州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
地方武装的发展也比较快，到六、七月间，已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等五个独立团，共一千五百余人。此外，还成立了十个游击队，共四百余人。自卫队也普遍组织起来，放哨守卡，自动捉拿坏人。同时，还在沿河的小井吸收了“神兵”司令冉少波为首的千余“神兵”，将其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九月又将黔东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
黔东的“神兵”是一九三二年当地贫苦农民为反抗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压迫兴起的，先在德江、印江、沿河、务川等县组织，后来遍及黔东大部分地区，仅沿河就有万余人。曾进攻德江、印江、沿河县城，声势很大。虽在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失败，但在群众中仍有较大影响，还保存了部分组织。冉少波率领的“神兵”接受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对于开创和保卫黔东苏区，建立当地地方武装，壮大红军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枫香溪会议后创建黔东根据地的情况写道：“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乡苏维成立以后，就开始没收上地、分配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缓的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在）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分配土地，成立游击队。”由此可见，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十分紧张，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在建立黔东苏区的斗争中，夏曦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地方工作方面。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的交通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五月六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根据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春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了“严厉的指斥”。指示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怀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和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未改组派便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给我们这样大的危害。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能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己在这个期间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
“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所以你们也就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及不能将已吸收来的‘从组织上巩固起来’，而形成枪多人少的怪现象。你们因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的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围剿’的工作，你们是脱离群众的！这也就说明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击破敌人‘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的主要的原因！而最不能容忍的是‘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人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简直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完全（是）由于你们过分估计反革命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
“由于你们不正确的估计，......竟武断的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组织，无理由的怀疑与不信任一切党员和团员群众，举行重新登记......这实际上（是）你们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而陷入目前无党的状态，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是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同志......而陷于盲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造成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而到处无目的无前途流浪着，过着游击的生活，虽是你们目前有着极端顺利的环境，特别是川东和湘西！”
中央指示接着要求：
（一）“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的经（正）常状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二）“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
（三）“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吸引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作......使他真正成为群众的，有威权的政府”；
（四）“坚决开展反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无情斗争，立即发动广大群众......建立一切的群众组织......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五）“立即将游击主力转变为创造新的湘鄂川边苏维埃根据地的基本力量，立即停止那种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的游击生活”。
八月初，中央分局开会讨论上述指示和五中全会决议，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并将五中全会决议、中央指示信和中央分局的决议向干部作了传达，初步批判了夏曦的错误领导。
中央五月六日指示，对纠正湘鄂西“肃反”等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湘鄂西地区党的领导人不相信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团员，极端夸大暗藏的反革命力量，从而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把“肃反”同第三次“左”倾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联系起来，夏曦对错误的认识，自然也是肤浅的，在某些地方还达不到中央指示的深度。对于从红三军撤到湘鄂边以后的领导，他认为“自金果坪会议以后至十字路会议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就逐渐走到不正确的道路”。言下之意是，此前还不是不正确的。在“肃反”问题上，他认为“与反革命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错误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完全没有触及把大量的忠实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个“肃反”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贺龙保下了一些同志使其免遭杀害，情况还会更惨。对于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的恶果，在中央分局九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概未提及，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王一鸣、刘昌运、汪洋、李人一、李强、齐素卿、周小康、陈协平、杨英、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陈培荫、叶光吉、盛联均、沈子样、吴玉堂、周海成等同志是“改组派”。照此逻辑，“肃反”在这个方面的错误不过是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改组派”。尽管如此，在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中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错误肃反，到此终于停止了，原计划还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也取消了，这总是深得人心，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从此以后，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开始减轻。
黔东地区国民党军力量不大，王家烈还要以其主力对付其他贵州军阀和湖南的陈渠珍，他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除了反动政府和团防之外，驻军不多。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王家烈除向蒋介石、刘湘告急，还到黔西南与国民党军阀、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协商共同“防共”，并命其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三个团进驻思南、江口一线，以防红军夺取铜仁或深入贵州腹地。但因其部队战斗力不强，又要保存实力，提防其他军阀，所以进攻不大积极。红三军进入黔东后，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如三打沿河、两打淇滩和攻打冉家词堂、木黄等战斗，共约歼敌千余人，缴枪五六百支，形势比较稳定。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西阳五县部分地域，纵横近二百里，人口十万以上，并建立了特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发展了部分新党员，建立起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六十七个乡苏维埃，分配了土地。
但是，由于总的路线还没有根本改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还没有彻底清算，苏区还是不很巩固的。当时，在土地问题上，仍旧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群众也未深入发动起来，党内、军内对于“肃反”仍然存有戒心，恐怖情绪并未完全消除，在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时，由于敌军李成章等部的进攻，苏区西部又丧失了部分土地，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苏区缩小到南北六七十里，东西三十里，十二个区，人口减至三万余人，新建的地方武装缩小了一半。
尽管如此，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还是万分必要的。红三军自一九三二年人、九月间退出洪湖苏区时起，基本上是过着流动的生活，虽然数次企图恢复和建立苏区，但都没有实现。因为没有苏区，部队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伤员安置困难，人员得不到补充，疲劳时无安定的休整场所，物资消耗难得补给。黔东苏区的创建，结束了这种状态，解决了一些困难。红三军在黔东这段时期，补充了近两千名新战士，队伍壮大了，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这些情况，以及“肃反”的停止，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工作机构的重建，无疑都是重大的、正确的转变。黔东苏区的建立，也为后来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红六军团从一九三四年七月自湘赣苏区西征之后，能有目标地会合红三军，并在会师后得到了一个落脚点。正如贺龙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因此，虽然黔东苏区在规模和巩固程度上都远不能与过去的洪湖、湘鄂边等根据地相比，但是，它的意义却是重大。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红三军获悉红六军团将要到来，决定夏曦留苏区，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由沿河南下，围绕梵净山接应，在十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间会合了红六军团部队，开始了红二军团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
① 见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但1935 年1 月27 日《任（弼时）政治委员在二军团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说，1934 年11 月以前，红二军团只有二百一十三名党团员。据判断文内引用数字可靠性较大。
② 本段中引文见1934 年8 月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 年9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和1933 年3 月24 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