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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恢复湘鄂边

夏曦解散党、团组织，继续“肃反”

一九三二年末，红三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鄂边。当时因国民党四川军阀发生内讧，川军第二十一军驻湘鄂边的部队已全部西调，其他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当地只有湘军新三十四师一部和保安团队。十二月三十日，红三军乘虚攻占鹤峰城，全歼当地保安团三百余人，军部进驻毛坝。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坝举行会议，贺龙、关向应按王店会议精神提议恢复湘鄂边苏区，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首先占领桑植，为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息整顿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但借口部队内部不纯，无法整理，反对整顿红三军。他认为湘鄂西苏区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的错误主要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以及军事“战略上个别的错误”，因而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继续“肃反”。贺、关均不同意夏曦的主张。贺龙提议停止“肃反”或把“肃反”停止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反革命时再议。虽经力争但未被采纳。不久，在红三军占领桑植后，夏曦未经分局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

毛坝会议后，中央分局调红九师政治委员陈培荫任鹤峰县委书记兼游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调红九师警卫营发展地方武装，开展鹤峰地区工作。红三军一月八日向桑植出动，击破朱际凯部的阻击，于十三日占领县城，主力继续推进到瑞塔铺、南岔，一部活动至江垭。

此时，国民党湘西土著军阀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一面加强戒备，一面致信红三军，愿以让一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三军达成和平共居协议，企图在红军和国民党主力军之间保存实力。红三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一致认为，目前部队极度疲惫，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陈渠珍达成暂时妥协，可以获得一个休整与发展的时机。但夏曦坚决反对，他认为那是“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令红三军立即向陈渠珍部进攻。

对转至湘鄂边的红三军，蒋介石急电下属“督饬所部，淬硕精神......迅速依限肃清”。何键派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赶赴常德“督战”，令新三十四师和永顺、慈利等地保安团进犯桑植。一月二十日，红七、红九师向进至桃子溪之敌新三、四师三旅进攻，因部队非常疲劳，未经整顿，子弹奇缺，在敌强大火力下败退。二十六日，敌军兵分两路向红军发起攻击，红三军被迫于二十八日撤出桑植，转往鹤峰毛坝。

这次战斗，是红三军回到湘鄂边后的第一次大战，关系重大。打这一仗不仅在策略上不利，而且由于战斗失利暴露了红三军的弱点，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失掉了本来可以作为依托的桑植。后来夏曦也不得不承认其决策的错误。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过早进攻桑植的错误是由于忽视了自己的弱点（从洪湖失败出来，经过一、二次肃反，部队没有整理）和轻视了敌人的力量。......桑植是占领了......但是被周曼卿打败出来。”可是，他接着又说：“在作战中，七、九两师师长、政治委员是改组派分子，阴谋破坏，特别是段德昌。”又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改组派”的“破坏”。

一月下旬，中央分局又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进一步提出了继续“肃反”，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一致反对，特别是在解散党和“创造新红军”的问题上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夏曦深为不满。

不久，红三军军部由毛坝移到走马坪，独立师也由江北到达。二月上旬，中央分局在此地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鹤峰周围苏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会后红三军缩编为七、九两师，以叶光吉、盛联均分别任红七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段德昌、宋盘铭分别任红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独立师一部充实两师，一部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团长，关向应兼政治委员。同时，调出许多红军人员去做地方工作；部队加强了纪律教育。此后，红三军的组织纪律性大为提高，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

按照发展鹤峰周围苏区的决定，从四月起，红九师在建始官店口和鹤峰邬阳关一带，红七师在宣恩和鹤峰、麻水一带，军机关、直属部队在巴东之金果坪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区乡苏维埃，组织了游击队，分配了土地，并先后击败了恩施、宣恩、建始等地团防和由湖北保安处长范熙绩指挥的湖北保安团的进攻。

五月六日，坚持战斗在桑鹤边界地区的贺英领导的游击队在鹤峰的洞拓湾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夜袭，为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和红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贺英在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时被敌人杀害的还有贺龙的二姐等人。贺英的部下徐焕然等整顿这支队伍组成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以后编入了红七师。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六月间，湘鄂边苏区已拥有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巴东、长阳及五峰、鹤峰、石门、慈利、桑植边界地区共约二十多个区、一百多个乡，包括清江以南广大地区，人口约十万。除湘西外，大体已达到一九三○年时的规模。各县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共有七八百人。

鹤峰、建始、巴东、宣恩边界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红军处境十分艰难。部队食粮全靠外出打土豪解决，有时不得不以野菜充饥。为了夺取粮食和在交通不便利的条件下把粮食运回，常常要与反动武装作殊死的斗争。因为物资供应困难，由冬至夏，部队一直是穿着从洪湖带出来的夏服，山区夜间气温降低，许多人只好睡在玉米壳或玉米杆堆垛中。病员日渐增多，药品又十分缺乏，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由于“肃反”和伤亡、病故等原因，人员一再减少。七月间，教导团解散编入了红七师。

但是“左”倾领导却无视这些严重情况，仍把主要精力用于“肃反”。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开始的第三次“肃反”中，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两位对创建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有杰出贡献的领导干部，以及原湘鄂边独立团中的大批干部。接着，五、六月间又开始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政治委员盛联均和师长叶光吉，以及其他许多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夏天，使红三军的战斗力又受到了严重削弱。

段德昌，一九○四年生于湖南南县。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南县、华容从事反帝民主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入黄埔军校学习，为“中国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重要成员。后经周恩来介绍人中央政治讲习所，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营长、第六军五团党代表。北伐战争中任第八军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攻克武昌的战役。战后任第三十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沙市一带发动秋收起义，十一月任公安县委书记。此后便同周逸群、贺龙一起开创湘鄂西根据地，建立红军。在第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他对“左”倾路线，特别是错误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批评。他是一九二八年后湘鄂西地区历届党委成员和最负盛名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他出生人死，历尽危难，没有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却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陷害。

到达湘鄂边后，夏曦对“肃反”中被捕人员和嫌疑犯除大批杀害外，还采取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种办法。留用人员被组成两种连队，编入各团，一种由原来的部队干部编成，当时人们称为“改组派连”，一种由原地方干部编成，当时人们称为“主席连”。“改组派连”或“主席连”，驻军时担任警戒、背运粮食，作战时担任最艰巨的任务。这些连队的同志为了通过考验取得党的信任，英勇奋战，任劳任怨，表现了最强的战斗力。那些被开除军籍的人，多是打过土豪、分过田地的贫苦农民，对部队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家乡又为国民党统治，离开部队就无处存身。尽管他们苦苦哀求，但最后还是被赶走。

事态的发展并未到此为止。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夏曦不顾许多负责同志的坚决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夏曦说：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都是“改组派”，党的活动已为“改组派”所利用，第一次进行的清党，实际是由“反革命分子”经手恢复了“改组派”组织，因此，“改造党已不能依靠旧的干部”①，必须解散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他还在群众中公开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分子把持的团体和“过去省苏维埃政府之罪恶”，决定“重新组织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宣布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和县苏维埃政府及其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②。按金果坪会议决定，除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组成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外，湘鄂西地区地方和军队中的党、团组织均被解散，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实际上也被取消。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三军没有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扼杀了部队中的民主空气，严重打击了指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损害了部队的革命热情和作战能力，削弱了地方工作和对敌斗争。

对于夏曦主持的湘鄂西地区的错误肃反，在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的时候，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曾经给予肯定，但到了一九三三年夏天，甚至中央也感到是过头了。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根据洪湖苏区丧失之后得到的情况和湘鄂西中央分局交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初送到的报告，向中央分局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其中对“肃反”和由此所导致的其他重大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央分局“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中央认为“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由于“过多估计敌人的力量，首先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地方党部因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工作，放弃了反对，围剿，的群众工作”，继而“由于不相信群众，把党和团完全解散，重新整理......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如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些现象，那么，对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莫大的威胁”。遗憾的是，这封信未能送到湘鄂边。

① 见1934 年8 月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及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② 见1933 年2 月6 日《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烧巴岩会议  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斗争失败

在红三军恢复湘鄂边苏区期间，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一九三三年六月初，徐源泉组织湖北保安团指挥官张刚率领的三个保安团和新三旅、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独立三十八旅、石（门）澧（县）保安团、慈利保安团，以及新三十四师教导旅、第三旅等对红军围攻。当时红三军正忙于“肃反”和解决吃饭问题，对于敌人的进攻事先并不知道，更无防备。六月九日晨，红三军一部于背运粮食时，在宣恩长滩河突然与敌张刚部遭遇。红军当即发起进攻，战至下午，将敌击退，消灭了敌先头部队一部，无意中推迟了敌人的行动。至七月中旬，敌军集中不下十四个团的兵力开始对红三军进行“围剿”：湖北省三个保安团和新三旅从西面，独立三十八旅、第一四二旅从东面，新三十四师一部和湖南省几个县保安团从南面，分数路迸犯，至七月底，相继占领了宣恩之洗马坪，鹤峰县城和麻水、邬阳关，巴东之金果坪等地。红三军未能打破敌人的进攻，转至宣恩、恩施、鹤峰交界地区。

在敌人进犯期间，中央分局于七月二十四日，在宣恩的烧巴岩召开会议，研究斗争方针。会议决定：“开辟新苏区，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咸丰、利川一带农民游击战争”；巩固现有苏区，“领寻现在苏区的群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号召群众参加武装斗争”①。

对于开辟新苏区的方法和政策，贺龙、关向应主张：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有步骤地展开工作，发动群众；对地主豪绅按其罪恶大小、财产多少，对反动团防按其反动程度，区别对待，对“神兵”武装则尽力进行争取、瓦解，以免在新区树敌过多，给工作造成更多的困难。夏曦又批评这是“革命不彻底”的方法。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夏曦才不得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

七月底，贺龙、关向应率军部及汤福林（段德昌被捕后继任红九师师长）指挥的红九师向西行动开辟新区；夏曦带领卢冬生（叶光吉被捕后继任红七师师长）指挥的红七师在鹤峰苏区坚持斗争。

军部及红九师到龙山、来凤、咸丰、利川、宣恩境内后，打击团防和土豪劣绅，扩大红军，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利川、咸丰、宣恩交界地区的忠路、小河、活龙坪一带建立了工作基点，把黑洞一带的“神兵”争取过来编成了特科大队。

开辟新苏区的工作正在进行，敌人又围拢来了。十月，敌新三旅和张刚所部保安团联合向红九师进攻。军部及红九师在湖北、四川、湖南边境往返流动，寻机作战，多次战斗都未打好，十二月上旬转至鹤峰之石灰窑。

夏曦率领的红七师，这个时期也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先在新塘、威风台两次进攻敌军失利，后转至慈利县境，在五里坪、铁炉坪击溃敌朱际凯团，歼其一个营。八月中旬，奔袭五峰敌独立三十八旅留守处，得手后经渔洋关袭入松滋之磨盘洲，摧毁松滋县政府，俘敌县长，缴获了一批物资。八月下旬，由松滋返回鹤峰途中盲目强攻西斋，守敌第三十四师一○二旅姜宏模部一个团向红七师反击，数小时后，该旅另一个团也从斯家场赶来增援，红军伤亡三百余人，经过苦战退出战斗。八月下旬，在澧县大堰垱、王家厂、石门太平街等地又连遭澧县、石门保安团和鄂军的攻击和截击，直到迟至鹤峰的南北墩时才摆脱了敌人。九月中旬，敌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和独立三十八旅分布在苏区境内之官店口、红土溪、麻水、鹤峰城以西一带“清乡”。九月十六日，红七师在鹤峰太平镇附近与敌独立三十八旅遭遇，将敌击退。以后该师即在鹤峰苏区周围“傍着苏区活动”，至十二月上旬与红九师会合。此时，红三军已减至三千余人。

夏曦带领红七师单独行动的这一时期，没有执行烧巴岩会议的决定，抛弃了“巩固苏区”的任务，红七师的行动着重于外线远途奔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没有与保卫根据地斗争结合起来，“没有组织秘密组织与游击战争”，而且在东下松滋时还将苏区大部分游击队及地方干部编入了红七师，回来以后又将鹤峰游击大队也编入了红七师。按夏曦的说法，这样做的原因是，“觉得没有可靠的干部，怕游击队不能巩固，枪支武装了反动团防”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苏区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失去了依靠和领导。还由于红七、红九两师分开活动分散了力量，以致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计划都未能实现。

在徐源泉指挥敌军进攻湘鄂边根据地同时，蒋介石还阴谋对红三军进行了一次诱降活动。一面制造谣言，在报纸上刊登贺龙“接受”招降的假消息，挑拨红三军与其他红军部队的关系；一面派人到红三军诱降。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此事作了如下记述：“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在龙山县茨岩塘）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蒋介石错误估计了贺龙的政治坚定性，企图利用红三军的困难处境消灭这支红色武装的阴谋遭到了破产。

① 见1933 年7 月2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这新苏区，争取革命胜利的任务的决议》。

② 见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红三军游动在湘鄂川边界

红三军两个师会合以后数日，进至咸丰大村。中央分局于十二月十九日在大村举行会议，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放弃“恢复湘鄂边”的口号。当时与湖北、湖南、贵州联界的四川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配置有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独立第二旅（驻西阳、秀山，旅长田冠五）、边防“剿匪”司令周化成部（驻黔江）、第五师十三旅一部（驻彭水，旅长达凤岗）。第五师十三旅其余部队在邻近的涪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红三军突袭黔江，先击溃了大路坝、中坝和城郊的守敌，接着于黄昏攻占了县城，歼敌一个团大部，周化成率残部约二百人逃窜。但同以往一样，红三军全部遣散了俘虏，因而没有得到人员的补充。战后红三军在黔江休息一周。这期间因为夏曦企图“于巩固的军事占领”以后再进行开辟新区工作，所以没有发动创造新苏区的斗争。后来，敌第二十一军十三旅、独立第二旅及团防反扑，第二十一军一师一部进至龚滩，十二月二十九日，红军主动退出黔江，转回咸丰、利川境内游击，在咸丰之活龙坪附近安置了伤员，并留军部便衣队长刘汉清、副官花顺桃等负责掩护。后来，刘汉清等以伤愈人员为骨干在这一带组成了一支游击队，活动于咸丰、利川、石柱、黔江地区，打击团防、土豪，扩大部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驻利川之敌新三旅一个团大部出动到忠路，企图进攻红军，县城一时空虚，红三军乘机袭占了利川，俘敌百余，缴枪百余支。事后，驻石柱和云阳的川军两个团进至鄂川边界布防，第二十一军十三旅两个团在湖北保安团、新三旅配合下发动进攻。红三军在利川、咸丰、宣恩、万县边界地区与敌周旋，一月十五日，在宣恩之倒筒塘进攻湖北保安团未得手，后转往湖南龙山境内。此时，因陈渠珍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发生冲突，陈部主力调往黔境，湘西兵力减弱①，红军得以在龙山境内休整了半个月。后来，湖南敌人集中永顺、桑植、大庸等地部队向红三军进攻，红军在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五县境内游击，由于部队弹药极少，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打了几仗，也未能打开局面。此后，中央分局决定回到西、秀，“创造鄂川边成为一游击中心区域”。四月初，红三军转往利川、咸丰一带，四月七日，在利川十字路会合了刘汉清组织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三月份曾在利川之寒婆岭打垮敌新三旅一个营，俘敌百余人，获得了补充，壮大了力量，遂改编为鄂川边独立团。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到四月初，红三军的行动，如后来夏曦所说的那样，是“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党自己的工作陷于麻痹和消极状态”②。因此，创造新苏区的计划又未能实现。关于这一阶段的行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检讨说：“大村中央分局会议，虽然决定了企图占领西、秀、黔、彭作为新的根据地（的）策略路线......但是当时仅只有一个军事上的计划，并没有整个的党的、红军的、群众的工作布置，并没有实际的转变，并且在黔江退出以后，党对于巩固红军和发展的企图，就没有明确方向了......”

红三军自一九三三年初转移到湘鄂边以后，进行了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但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部队由九千余人锐减到三千来人，真是濒于覆灭的边缘。如果不是全体指战员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夏曦仍然念念不忘“肃反”。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制定了一个《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对“肃反”和清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目前肃反方针”作了说明。三月十七日，以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名义向中央送去了一个基本上属于“肃反”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文件产生于湘鄂西地区的大规模“肃反”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时候，其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领导上在这个方面的思想。

一、湘鄂西“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红军的政治机关”。“反革命的阶级成分，最大多数是地主富农，（他们）隐蔽在苏维埃运动内部来使苏维埃运动失败”。“反革命（在湘鄂西）的大联合——改组派，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统”。湘鄂西的反革命组织有改组派、第三党、托派、陈独秀派、秋白主义者、罗章龙派和AB 团。他们分别以周逸群、万涛、胡慎已、唐赤英、刘鸣先、潘家辰、侯蔚文、李剑如、张昆弟等为首领。而这些反革命组织又都加入了“改组派”，并用“新共产党”名义活动。其“主要来源为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托派四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苏回国来此之最大部分暴露出参加改组派、托派，尤以步兵学校学生几无例外”。

二、“改组派的主要阴谋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企图把共产党组织腐化为国民党”；“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官僚政权”；“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私通敌军，玩弄军事失败的阴谋”；“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

三、“改组派”同共产党的斗争“表示出了两个政治路线的对立”。“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反革命的有力助手。”

四、“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过去的苏维埃政府为“改组派”所把持，“红三军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巩固”。因此，“在旧的基础之上改造队伍是无用的”，必须解散湘鄂西及红军中的党和青年团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登记党、团员，“重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宣布过去的苏维埃政府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要建立以夏曦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重新建设苏维埃政权，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而斗争；在红三军中要为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斗争，“建立新的政治系统和共产党的组织”。

五、“中央分局与改组派坚持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过去发生过的错误，“主要是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性的不够，群众教育工作的不充分和对于‘左’倾错误没有坚决纠正”。如对“粉碎改组派的上层组织，还表现了个别的迟缓”；“在政治上揭露改组派整个反革命阴谋不够”，“拿刑事的法律的方式代替同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很少用教育的方法去夺取改组派下层群众”；“滥用刑罚”，“助长了恐怖情绪”；“没有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与群众运动”，“甚至于部也不敢发表意见”；“有（以）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维护）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

六、“要在坚决纠正这些错误之中加紧向改组派的进攻”。目前的方针是：“加紧与一切改组派的传统习惯作斗争”；“清洗党员、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清洗红军（纯洁）成分，彻底揭露反革命下层组织”；“用阶级教育的方法，夺取受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与改组派一切斗争的活动，教育群众，使群众团结在党的路线周围”；“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的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群众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尽量用教育方法纠正错误，并且严格的把普通的错误与反革命的活动分开”。

从上述的“左”倾领导者的思想及其在这个时期的实践可以看到：他依旧认为极“左”的“肃反”路线是正确的，没有认识到由于对暗藏反革命力量的极端夸大，从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措施，不但不能真正纠正，而且会继续发展。例如，因为他认为负责清党、清团的领导干部是“改组派”，他们借机恢复了“改组派”组织，所以不仅重新登记的党、团员遭殃，还使“左”倾领导更加感到需要彻底揭露根本不存在的“反革命下层组织”和消灭他认定为“改组派”领导人的干部。宋盘铭在第四次“肃反”之初被捕，红七、九两师分开活动期间，曾被贺、关释放，但在红三军占领黔江以后，夏曦还是将他杀了，并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宋是“最可恨的”。对于红三军退出黔江后“无目的的流浪”期间，部队中增长失望情绪，夏曦归咎于“改组派残余又复活动”，因而又“逮捕了改组派残余十多人”③，而且还准备要进行第五次“肃反”。因此，这种错误的肃反若不纠正，是不会为红三军带来重大转机的。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顽强的推行了三年多，其结果是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多，红三军中许多人已经感到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① 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属割据黔东，投靠湘西军阀陈渠珍。陈渠珍派兵入黔支援，与王家烈的部队战于铜仁。

② 见1934 年8 月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③ 见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