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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在湘鄂西贯彻 洪湖苏区反第三次“围剿”

夏曦到洪湖,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苏联人,一九三○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华)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四中全会认为,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的方法遮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全盘否定了一九三○年九月党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而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认为李立三是“一贯的富农路线”,应坚决地无情地展开反富农斗争。会议还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认为“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要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四中全会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反对三中全会、反对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和“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决定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夏曦等到了湘鄂西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夏曦到达洪湖。二十七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此时,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正处在胜利反攻阶段,根据地人民在特委及联县政府的领导下,正在恢复和整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夏曦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贯彻和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四月十五日,在周逸群缺席的情况下,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批评湘鄂西党执行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决定自下而上地改造湘鄂西的党组织。六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为书记,杨光华、万涛、彭之玉为常委。不久,崔琪因病离职,杨光华代理书记。为坚持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按照新的“左”倾路线进行工作,中央分局还先后作出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关于湘鄂西苏维埃政仅及群众组织问题、关于农民土地及反富农斗争问题、关于职工运动及关于兵运工作等决议。

通过上述会议,夏曦等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下,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认为:“在政权工作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工作”,“没有真正的苏维埃”①。把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说成是“富农路线”的,提出坚决与富农斗争是目前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任务,要求“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而在反富农斗争的政策上,又混淆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确定把一切税收落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完全免除贫雇农及城市贫民的负担。这些政策贯彻执行的结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破坏了同中农的联盟,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面,孤立了自己,并且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苏区的各项工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湘鄂西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同时,还为“左”倾路线的贯彻付出了重大代价。

① 见1931 年5 月10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之综合报告》。

洪湖军民为战胜水灾而斗争  红九师出击襄北

正当洪湖根据地进行各项恢复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一九三一年六、七月间,由于大雨连绵,江河湖泊水势猛涨,长江、汉水等河道的堤防相继溃决。国民党军乘此机会决堤水淹苏区,并枪击抢修堤防的群众,企图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洪湖根据地除华容东山等少数地区外,监利、沔阳、汉川、江陵等地深受水害,一片汪洋。在水灾和敌人围攻破坏的双重摧残下,根据地困难重重。灾区群众一部移往堤上,靠鱼、虾、野菜勉强维持生活;一部外出逃荒,至七月份,全区外出逃荒人口达七十余万,监、沔等县个别地区外逃人口多达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许多党员亦随群众一起逃荒,全区党员人数由三万余降到一万三千余人。不少工会、贫农团、赤色教导军、少先队等组织陷于涣散状态。因湖水不断上涨,芦林柴山被淹,敌人乘机“清湖”。洞庭特区游击武装连续在武岗洲、杨家荡等地遭受损失,难以坚持斗争,不得不撤回江北。

面对严峻的形势,久经锻炼的湘鄂西党组织、军队和广大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为战胜水灾和反对敌人水淹苏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党组织红军和游击队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武装掩护群众抢修堤垸,保护秋收的顺利进行,防止了敌人对苏区的骚扰。同时,还组织水上游击队,积极拦截敌人的粮食和物资。因江北到处是水,敌人不便行动,红九师即不断出击,筹措给养,以解燃眉之急。六月十二日,在普济观歼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二百余人,缴枪五十余支;二十九日在郝穴复歼该旅一个营,缴枪一百余支。七月在普济观重创郭旅第九团,缴枪三百余支;不久又歼灭了进入苏区扰乱的土匪四百余人。党组织还发动群众积极寻找蒿根、螺蚌、鱼虾等,以弥补食品之不足;同时组织群众造船捕鱼、抢种杂粮,开展生产自救,并号召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极力节约各项开支,与群众同甘共苦,渡过困难。

严重水灾,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也使红军和地方政府的供给十分匮乏。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困难和打破敌人的围困,八月二日,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九师目前唯一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在)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决定以红九师主力向襄北出击,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系在一起,并尽可能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同时,考虑红九师向北行动,有可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湘鄂西临时省委又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派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充三军政治委员。”①红九师主力,实际只是师直属连队和第二十六团,却要执行几项重大任务,足见任务是很艰巨的。该师的第二十五团则奉命留在苏区,应付突然情况。

万涛、段德昌根据分局和临时省委决定,八月十三日率红九师主力北上。途中,首先歼灭了周家矾、黄家场一线敌军;继又于十七日攻克沙洋,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第二团全部,共二千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甚多。沙洋战斗后,以缴获的武器组成了第二十七团(实有三个连)。

留守苏区的第二十五团为掩护主力行动,八月十四日歼灭了直路河守敌,继又乘胜攻占了莲花寺进逼潜江城;八月十五日在杨家场歼灭新三旅一个营,据守潜江之敌弃城北逃。第二十五团于十八日占领潜江县城。二十四日,新三旅残部会合第三十四师一部进行反扑,第二十五团诱敌深入,并设伏于潜江城下,又歼灭其一部,从而巩固了胜利,恢复了潜江苏维埃政权。

由于湘鄂西党、军队和人民的一致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红九师连续出击得胜,因而部分地解决了根据地的困难,为苏区人民最后战胜水灾、坚持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中央分局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在救灾问题上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没收了富农的一切生产工具和粮食,又以惜贷为名平分了中农的粮食,严重地损害了中农利益。在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到灾民所到之处,不分贫富抢吃一空,致使许多基本群众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还加剧了赤白对立,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① 见1931 年12 月1 日《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

反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湘、鄂两省国民党军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利用江北根据地水灾严重,红军无暇南顾的机会,集中驻岳阳的第十九师,驻华容、安乡的新十一师,驻石首、调弦口的新七旅及反动团防、流窜于各地的反动分子组成铲共义勇队、割谷队等向华容东山根据地进行“围剿”(即洪湖根据地军民所指的第三次“围剿”)。当时在东山地区只有三百余人枪的游击队,在广大群众武装配合下,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十分悬殊,敌人步步深入,游击队即掩护政府机关及部队群众突围转至江北。敌人全部控制东山各要点后,即开始大肆抢割稻谷、掠夺粮食财物,到处挖地拆屋、砍树伐木。群众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唐伯寅(敌第十九师团长)铲共,草木遭劫,马昆山(敌新十一师副师长)清乡,掘地三尺。”被抢掠运往岳阳、华容等地的稻谷有十余万石之多。敌人在大肆抢劫的同时,还一方面组织反动政权,采取“四家连坐”、“家族连坐”等方法强迫群众“反水”;一方面组织铲共义勇军、保卫团等反复搜山、清乡,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就在明碧乡屠杀五百八十人,不少人全家被杀绝。特别是对革命干部及红军家属,手段更为残忍毒辣。如塔市区矾湾乡工会主席刘曙堂被捕后,先被割去耳、鼻,然后挖眼、剐心,最后抛尸江中,并将其未满四岁的女儿用禾叉刺人肚中,挑起沿街示众。在这次“围剿”中,干部及群众被害者达一万余人。

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争取恢复江南根据地,十月上旬,第二十五团根据省军委指示,会同原江南游击武装渡江进入东山,二十一日拂晓以突然动作歼灭了九佛岗之敌,接着又乘胜击溃了石华堰、毛家巷之敌,并跟踪追击至华容城东的状元街,共毙俘敌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二十三日,第二十五团又在烟墩、大王厂、三郎堰等地,向正在抢谷及残杀群众之第十九师及新十一师各一部进攻。因敌占据高地,拼命抵抗,激战二日未能将其歼灭。此次战斗红军伤亡较大,遂撤回江北,恢复江南苏区的意图未能实现。为了继续领导江南斗争,临时省委确定将石首、华容等县合并组成江南县,并划江北的监利县属尺八口、陶家市两个区作为江南县的后方基地,划洞庭特区归江南县领导;将东山游击队组成江南游击大队,由朱祖光任大队长,并以原监利县姜炳炎领导的游击队与之配合。到一九三一年底,群众又重新发动起来,江南苏区开始恢复,洞庭特区武装也发展到了三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