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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地区初期的游击活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周逸群、贺龙等离开石首后，鄂西、鄂中特委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继续进行了一些暴动，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成果不大，反而暴露了革命力量。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战争结束后，桂系控制了湖北大部，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局面。他们集中兵力对革命力量进行镇压，以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不断进行“清乡”。游击队受到了很大削弱，不少领导同志光荣牺牲，群众斗争受到残酷镇压。至一九二八年夏初，鄂中游击队仅剩下二三十人，由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领导在洪湖北岸坚持斗争；石首中心县委的武装也失散不少，余部由屈阳春、段玉林、朱祖光等率领，分散在石首、华容、监利地区游击；公安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损失也很大，樊学赐、杨云祥相继牺牲，邹资生率领五十余支枪的队伍，离开公安转到了石首；江陵的陈香波游击队则在白露湖一带继续坚持斗争。这些游击队彼此没有联系，活动范围很小，而且继续受着敌人“清剿”的威胁。

一九二八年五月，周逸群由湘西到达石首①，当时正值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大举“清乡”，为了避免和强敌作战，与县委商定后决定将石首游击队和公安游击队转到监利、沔阳交界的洪湖地区。在那里又会合了鄂中游击队及朱祖光领导的华容游击队。这几支武装共有枪百余支，五月二十日突袭沔阳重镇峰口，全歼当地团防，缴枪三十余支，及一批物资弹药，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土豪劣绅，分了财物，进行革命宣传。然后，主动撤至峰口西南的洪湖沿岸活动。

不久，国民党军第十八军派一营兵力协同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团防前往围攻，游击队向沔西拖船埠撤退，途中敌步步进逼，三战均失利，处境十分危急。周逸群提议甩开敌人，保存实力，北出江陵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游击。但是，各县武装地方观念浓厚，不愿远离本土，有的甚至主张各县武装不离本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分开活动。石首、公安、华容游击队由周逸群率领转回石首，鉴于敌军还在石首“清乡”，形势严峻，于是将部队编成特务大队，以邹资生为大队长，埋下长枪，分散活动于石首、华容、监利一带，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昼伏夜出，镇压豪绅。鄂中游击队回到拖船埠，在该地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攻击，受到严重损失，邓赤中光荣牺牲。

五月下旬，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书记张计储等十余位负责同志牺牲。正在石首的周逸群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沙市，组成临时特委，并将机关迁往宜昌。六月下旬，经湖北省委批准，以周逸群、万涛、曹壮夫（原特委委员）、钱定生（江陵县委书记）、屈阳春（石首县委书记）、郑炽昌（宜昌县委书记）、邹资生（特务大队长）、段德昌（公安县委书记）、徐国元（宜都县委书记）、杨景堂（监利三区区委书记）等组成新的鄂西特委，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

这时鄂西斗争形势十分危急。自桂系军阀统治湖北以后，各派国民党军在鄂西混战的局面已经大体结束，遂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进攻，保卫团、团防、常练队等反动地方武装也普遍扩大并统一编组，打破县界，互相配合，积极对红军实行全面“清乡”和重点“清剿”，在“宁肯屈杀一千，不让漏网一个”的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企图彻底摧毁革命力量。而这时党的工作又没有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仍然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动暴动，以致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干部牺牲日多，游击队活动地区日渐缩小。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特委召开会议，对鄂西的形势进行了认真讨论，迅速改变了作法，采取了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和发展党和群众组织的方针，抓住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开展带政治性的经济斗争，如减免苛捐杂税等，在斗争中锻炼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为扩大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创立可靠的基础。

自此之后，在鄂西地区，逐渐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停止了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情况下的盲目暴动，发动党员在合法的社会职业掩护下，展开秘密工作，以一串十，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群众团体。游击队的活动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隐蔽的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根据敌人兵力、地形情况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斗争，或突袭敌人，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鄂西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稳步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恢复和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扩大了游击队。除在监利、华容、石首地区活动的特务大队外，在江陵地区，由段德昌领导的秘密武装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郝穴等处的团防，逐步发展到一百余人枪，组成了一支较大的游击队。在天门西乡和潜江地区，由吴新武、姚普生等领导的秘密武装组成了天潜游击队。

此时，原属湘西特委领导的华容、南县、安乡和原属鄂中特委领导的沔阳、天门、潜江、京山、汉川等县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由鄂西特委领导了。

① 周逸群来石首是因为桑植之战失败，与贺龙失掉了联系。据一些老人回忆，周是去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后被派回鄂西主持工作的。

鄂西游击总队成立  洪湖苏区形成

一九二九二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了扩大会议。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等县党组织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开了两天，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根据“六大”精神总结了鄂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防止“和平发展”思想等决议。会议特别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确定在特委管辖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在党的组织和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则先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苛捐杂税、抗租、抗粮斗争，为开辟苏区和组织武装作准备。

会后，乘蒋桂战争爆发，敌军主力大部撤出鄂西的有利时机，特委立即在秘密工作基础较好的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发动进攻，将游击队重新编成一个大队，下辖两中队：第一中队以江陵、石首的游击队组编，中队长段玉林，共有四个分队，步枪一百二十支，短枪二十余支；第二中队以监利、沔阳的游击队组编，中队长段德昌，副中队长彭国才，也有四个分队，步枪七十支，短枪五十支。三月初，两个中队在监利、江陵境内同时行动，十七天作战二十一次，获得重大胜利。在沙岗战斗中，特委委员、游击队大队长邹资生不幸牺牲。三月下旬，第一中队由江陵转至石首，攻克石首县城，缴枪八十余支，处死了敌县长，并从狱中救出了七十多名同志。接着又向藕池方向出击，途中在阮家铺子与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两个团遭遇，因敌众我寡，仓促应战，第一中队损失较大。为了摆脱敌人，乃兵分两路，转向石首和江陵地区，一面游击，一面整顿。

监利一带的敌人，在游击大队连续打击下，退缩到几个较大的村镇。五月，第二中队和监利赤卫队共三百余人，进攻监利要镇毛家口，以里应外合的战术，歼谭道源部两个连，缴枪一百三十余支。战后，第二中队将一部分枪支支援了第一中队，使第一中队的战斗力迅速恢复起来。

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农村的群众斗争也逐渐活跃起来。为了团结和争取广大群众，集中力量打击豪绅地主，特委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对待中小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只取缔暴利和高利贷，对正当经营只收一定税金，使其有利可图；明确规定游击战争的当前任务是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帮助农民进行斗争。根据这些政策，游击队除战斗活动外，还积极进行群众工作，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进行革命教育，动员和鼓励他们起来进行斗争。同时，还以自己遵守政策纪律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情绪高涨，革命组织扩大很快。在监利、沔阳的下车湾、剅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子、小河口，华容的东山等地，区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都公开活动起来，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经过一年艰苦的努力，鄂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特委领导有了很大加强。当时特委有委员九人，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人，指挥军事斗争的二人，其他四人在下级地方党组织工作。特委机关设宣传、组织两科，工、农、妇、兵运四个委员会及秘书处。特委常委会五天召开一次，全委会两月召开一次，并有两个委员经常在外巡视，与各县党组织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工作中心地区已有宜昌、宜都、枝江、恩施、当阳、荆门、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已经恢复和建立党的县委或特别支部的已有十八个县，有党员二千六百多名。江陵的农村组织已全部恢复，有区委八个，支部二十九个，党员六百，游击战争有很大发展。石首全县党组织也已恢复，有党员三百，游击武装很活跃，攻击团防武装时，有时参加的农民多达几千人。监利也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有党员五百六十人。由于鄂西特委组织健全，领导有力，工作切合实际，政策顺乎民心，从而使党和群众工作都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建设、游击武装发展和扩大的有力保证。

六月，江陵、监利的地主豪绅纠集两县团防，由郝穴和汪家桥分两路向江陵苏区进攻。游击大队集中第一、第二中队的全部兵力迎击，二十二日在青阳宫与敌遭遇，歼敌八十一余人。七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一个连到石首苏区‘清乡”。第二中队诱敌深入，待敌人接近苏区中心时，依托有利地形，在广大群众协助下，突然反击，将其全部包围歼灭，缴枪七十余支，打击了敌人，巩固了苏区。

在此期间，国民党驻新堤的江防大队以共产党员程光明为首的七十余人举行兵变，投奔洪溯苏区，参加了游击队。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大队得到了相当发展。鄂西特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部队建设，把游击大队编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王尚武，第二大队长段玉林，第三大队长卢先瑚。各个大队均有三个中队，人枪各三百余，共计人枪千余，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武装。为训练骨干，特委从部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成立教导队，归游击总队直接领导。特委还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总队政治部，设立了中队以上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

鄂西游击总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八月，连续攻下古丈堤、天心洲、新广等地，扩大了苏区。

此时，蒋桂战争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湖北境内桂系军阀部队纷纷撤离，蒋系部队及其收编的其他军阀部队控制了湖北。革命武装的发展，苏区的扩大，引起了敌人的慌恐。九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大于游击总队十余倍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活动在洪湖一带的第一大队原准备按照总队的指示避开强敌，转到外线，前往华容一带活动，但当他们路经监利二区，应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请求，攻下了尺八口以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不适当地改变原定计划，转回洪湖，在小沙口与强敌遭遇，造成很大伤亡，大队长王尚武及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负伤。与此同时，活动在江陵、石首苏区的第二大队，由于及时转往华容，保存了力量。

特委鉴于形势严重，乃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第一、第三大队继续坚持洪湖附近地区的斗争，由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等地展开积极的游击活动。

根据上述决定，第一、第三大队与当地党组织、群众武装密切协同，声东击西，日以继夜地打击、骚扰敌人。十月，聂家岭一仗击溃敌军一个团，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蒋冯战争紧张，蒋介石将部分部队调出鄂西。第一、第三大队趁此机会，展开反攻，十一月攻克三官殿，歼敌一连，缴枪百余支；十二月又连续攻克杨树峰和谢仁口等地，恢复并扩大了洪湖附近的根据地。

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也用游击战争破坏了敌人的“清剿”计划。敌主力撤出后，石首团防和藕池商团共三百余人，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乘轮船一艘、拖船三只到小河口，协同该地区团防向冯家潭子进攻，第二大队一部及赤卫队在段玉林、朱祖光等指挥下，先退至附近的柴林里隐蔽待机，当团防武装进村疯狂抢劫、一片混乱时，游击队分数路突然出击，打得团防武装溃不成军，纷纷向小河口回窜，企图乘船逃跑，因轮船搁浅，被全部歼灭。是役，第二大队俘敌二百余人，缴长短枪百数十支、轮船一艘。随后又乘胜袭取了江陵之熊家河、马家寨、观音寺等地，逼近沙市，使江、石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分化瓦解敌人，特委在敌军工作上采取了“投降受赏，来去自愿”的宽大政策，规定：拖枪来降者奖银洋十元，作战被俘者发银洋五元，不愿加入红军者教育释放，并酌发路费。根据这一政策，首先将小河口战斗中的俘虏给以宽待，经教育释放回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了敌军的士气，拖枪来归者日多。

经四个月的英勇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发展了根据地。到十二月间，苏区已扩大到江、石、监、沔的大部分地区，苏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也日趋健全。游击总队得到了迅速扩大，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

在此期间，汉川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也从秘密转为公开活动，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了汉川游击大队。

中共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鄂西特委为了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党员、干部迎接新的斗争，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在石首县袁家铺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到会正式代表三十五人，列席四五十人，代表着十二个县的四千余党员。湖北省委也派了代表参加。会议历时九天，广泛、深入地讨论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军事工作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经济问题”和“兵变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九同志组成的鄂西特委。

关于土地问题，大会指出：抗租、减租和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都是走向土地革命的必经阶段。此后进一步的办法是：“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资产、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取消苛捐杂税，设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同时又指出在“土地革命进行中，必须准备与富农的斗争，以防止其反革命性。”①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大会指出：“目前党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问题”②，并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涵义，一部分当然是指无产阶级的分子，如城市的工人，乡村的雇农，一部分是指无产阶级的意识，即所谓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除了发展工人同志外便谈不到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自然主要的是要积极发展工人同志”。③此外，大会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对上级指示必须在充分讨论后，密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对干部的培养要坚决从下层组织选拔。

游击战争和红军工作，是大会讨论的重点，在特委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讨论。大会指出：“游击战争，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④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贯彻“土地政纲”。

关于敌军兵士运动，大会指出：“兵士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是属于农民阶级，兵士大多数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当兵，他们还是希望得到土地返到农村去”。“党在兵运中的总路线是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向来......要取得兵士群众，首先要注意领导兵士的日常斗争，反对长官打骂，要求发给欠饷，军需公开，都是兵士最为迫切的要求，党要在这些斗争中提高兵士群众的阶级意识”。“反对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无条件的兵变，只是自己消灭自己蕴蓄在敌人军队中的力量，没有别的好处。这一错误，党应坚决的反对。但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必须举行兵变：（1）当地工、农斗争有激烈的发展，快要来到暴动的时候；（2）攻击红军或镇压工农的斗争；（3）敌人作战双方都有我们的组织；（4）兵士内部斗争发展，已经引起广大兵士的同情与参加；（5）组织被敌人发觉了”⑤

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大会还要求积极组织群众武装，对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训练。

关于苏维埃政权工作和工人、青年、妇女运动等，大会也都总结了经验，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为贯彻“二大”决议，加强对所属各县的领导，大会确定将鄂西区划为六个巡视区，并于会后立即派周小康等前往巡视，传达“二大”精神。

根据大会精神，鄂西特委对革命形势发展的总趋势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量。特委认为：“帝国主义在鄂西势力的增长，军阀战争的扩大延长，豪绅地主阶级的剥削日益残酷，促成经济破产的速度日益加剧”。“豪绅地主的统治在鄂西仍占着优势，改良主义在鄂西绝少有继续发展的可能”。“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群众斗争日益发展，革命的高潮必不可免的快要到来。但不可作过分的估量，因为即使这些现象汇合起来，还不能成为真正的高潮。同时，统治阶级虽说日益走向崩溃的道路，但封建势力还有很顽固的基础存在。主要的要看我们艰苦困难的斗争，正确的策略坚决的运用，和争取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推动这一革命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⑥特委的这一判断，实际上表明了对中央关于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论点和由此导致的“左”的路线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 见1929 年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② 见1929 年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③ 见1929 年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的组织决议案》。

④ 见1929 年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⑤ 见1929 年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

⑥ 见1930 年1 月《新鄂西》第二期发表的《鄂西政治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六军和鄂西联县政府成立

为与红四军会师创造条件

鄂西地区党的“二大”以后，特委为贯彻大会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央独立师，以段德昌为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共十个中队，有枪一千数百支，人员约五千。第一纵队司令王一鸣，第二纵队司令段玉林。另外，准备将江陵、荆门、钟祥的游击队各编为一个中队；并决定将长阳独立师编为第三纵队（后因故未能实现）。同时，在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组成县赤卫队。以红军主力向外发展，赤卫队负责保卫根据地。至此，红军及地方武装不仅已具有相当战斗力，而且有了分工，鄂西武装斗争在规模、力量、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执行久已确定的与红四军会师的计划，特委派万涛去湘鄂边迎接红四军。

一九三○年一月，蒋、冯、阎军阀正酝酿大战，无暇以重兵与红军作战，形势对红军甚为有利。特委决定集中兵力拔除苏区内部的白点和消灭苏区周围的敌人。但此时湖北省委令独立师第一纵队向沔阳、汉川推进，以使进攻武汉。第一纵队即写信通知第二纵队到洪湖集中。当时第二纵队正在 准备向江陵发展，恢复江陵的党组织，以打通江陵、监利、石首的赤色交通线，肃清苏区内的白点，故未执行第一纵队的通知。由于省委夺取武汉等大城市的命令，与鄂西特委的巩固发展方针发生分歧，妨害了军事行动的统一，延误了一个月的时间，直至中央军委巡视员柳克明到了鄂西，指示第一纵队迅速到江陵与第二纵队会合，才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部队集中过程中，第一纵队自洪湖出发攻克城垸、沱子口，第二纵队从石首出发，攻克郝穴、黄才剅、普济观。二月五日，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于监利汪家桥。

会合后，独立师按中央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以孙德清为军长（孙因病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纵队以下组织不变，第一纵队纵队长段德昌，政治委员王鹤；第二纵队纵队长段玉林，政治委员许光达。军设前敌委员会，委员七人：孙德清（后为邝继勋）、段德昌、段玉林、徐昌贤（士兵）、张传贤（士兵），王鹤和一位中央将派来红六军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候补委员三人：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以三人组成常委会，王一鸣为书记，孙德清为宣传委员，中央派来的同志任组织委员，未到之前由许光达暂任。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并设教导大队负责培养干部。邝继勋就职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积极开展斗争，继续扩大战果。

二月七日，红六军在新观召开万人大会纪念“二.七”，誓师出征。八日，攻占龙湾、熊口、老新口、张金河等重要城镇。十五日占领新沟嘴，消灭新编第五师一个连。十七日占领渔阳镇。二十二日攻克潜江县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俘敌军政官吏及藏在城内的各乡土豪劣绅多人。三月八日，又乘胜攻克郝穴，消灭了独立第十四旅两个营，缴枪一百六十余支，俘虏八十余名。接着，十二日在赤卫队及群众协助下攻克观音寺。四月跨江南下，连续攻克藕池、石首和调弦口等城镇。红六军建立伊始，在军长邝继勋、政委周逸群领导下，以迅猛的攻势，横扫了苏区内敌军据点，军威大振。

鄂西特委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要求，于一九三○年四月在调弦口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联县政府，由周逸群任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经、水利、文化各部及政治保卫局、秘书处等政权机关，并着手整顿和建立县以下各级政权。联县政府还组建了赤卫总队部，周逸群兼任总队长，各县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县赤卫队。从此，鄂西地区有了统一的革命政权机关，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此时，在鄂西苏区的江陵、石首、华容、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已经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各区、乡革命政权亦已大部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都有普遍发展。大部分地区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实行了农业统一累进税。农林水利、小型工厂开始创办，福利、卫生机关已经建立，并且有了宣传革命道理的报纸、刊物。全区有小学二百九十二所，学生一万三千余人，儿童团员八万零七百余人，少先队员十四万五千四百余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一万二千余人，赤卫队员（包括一部分脱离生产的游击队性质的赤卫队）近二十万。除根据地外，游击区域已发展到十七个县的广大农村。因为洪湖沿岸地区工作基础最强，割据区域较大，所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们通常又称鄂西苏区为洪湖苏区。

五月，蒋、冯、阎军阀混战开始，鄂西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地主武装动摇。鄂西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首先力争早日与红四军会师，使两军主力汇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进而肃清鄂西地区的地主武装，有重点地打击敌军主力，使根据地稳步发展。根据这一方针，计划以红六军先扫清监利、江陵、石首一带的白点，然后向公安、松滋发展，会合红四军，夺取江陵、沙市，再配合长阳、巴东的游击队进攻宜昌。

但此时中共中央领寻机关已被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基本控制，他们在革命力量发展的有利形势刺激下，错误地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企图以红军的进攻配合工人暴动夺取大城市，以争取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湖北省委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要求红六军与鄂豫皖红军会师武汉，以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因而鄂西特委的计划没能实现。

五月，红六军根据湖北省委指示东进，先后攻克了沔阳城、仙桃镇、系马口、汉川城，前锋到达了武汉附近的蔡甸。但因武汉敌军防守甚严，红六军力量相比较弱，又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工人暴动、敌军哗变的配合，乃不得不放弃夺取这个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而向西，攻克峰口，重占江陵之郝穴，进至监利之朱河。此时，红六军由于连续作战的胜利发展到了六千余人。

从一九三○年一月以来，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估计，并从错误的估计出发，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左”倾指导方针，从而给鄂西党及红军造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鄂西特委主张解决宜昌、沙市、公安、石首、华容、江陵、潜江、沔阳、荆门、钟祥、京山、天门等中小城市，肃清苏区内部残存的敌人据点，而红六军军长邝继勋却主张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夺取湖北省会武汉，接受了夺取大城市及中心城市，以取得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方针。这种矛盾，在本来比较一致的鄂西党、政、军领导中间造成了极大困难。鄂西特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六军军长邝继勋不尊重特委及红六军前委的指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鉴于部队即将与红四军会师，邝继勋可能难于搞好会师后领导之间的团结，请求中央将其调离。①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请求，在红二、红六军会师后将邝继勋调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四军军长。

在无法夺取武汉的情况下，特委指示红六军回师执行迎接红四军的计划。六月，红六军进到江南，连克石首、公安等城，会合了红四军。

① 见1930 年6 月10 日《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鄂西特委总结的基本经验

自一九二八年五月，周逸群到鄂西重组特委以后，与坚持斗争的各县及游击队领导共同努力，逐步克服了盲动主义的影响，致力于进行艰苦的以农村为基地、以武装为骨干的秘密工作，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村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建立游击武装，发展党的组织。经过艰巨细致的工作，“水浸式”地使秘密武装和根据地发展起来，并寻机求战，不断扩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取得了巨大胜利。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鄂西地区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策略，一个时期内相当成功地抵制了“左”的干扰。这个时期，鄂西党的组织是团结的，党内生活是活跃的，工作作风也是深入实际和善于调查研究的，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造和贯彻了受群众欢迎的政策。

关于游击战争以及游击队和红军的建设。鄂西特委认为：鄂西的游击队的生长有其特殊性，“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作基础，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的自愿军，干部多半是由实际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所以，颇能接近群众......”

“鄂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掩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展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亦不易包围......”

“鄂西的游击队......将进步到红军的时期。若遇敌人内部发生冲突，红军的发展是有可能的。不过在目前军阀战争的停顿，军阀帮助民团‘清乡’的时候，游击战争要想有怎样的发展是少有可能的。此时应采取保存实力的原则，避免与敌人正面的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后方，使敌人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

“游击战争在原则上是越游击的宽越好，越能发动广大群众，游击队也才能扩大。但运用起来不必这样机械。主要的还是各地方的农村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只能尽可能帮助邻县发动游击战争，决不可专以游击队去代替邻县的群众斗争。而在事实上假如以游击队去发动邻县的斗争，没有经过斗争的群众也不是怎样欢迎的。群众将要怀疑我们害了他们，结果必然要演成群众与游击队隔离，甚至失败以后群众还要怨恨。但这并不是说游击队要死守一个地方，假如死守一个地方，除了地势很好以外，必然要被敌人消灭，如鄂中游击队死守沔阳（拖船埠），结果归于失败。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教训。”

“游击战争已经发动了，便应在群众中公开起来，农民协会便要在群众中起作用，领导广大群众，实现农村中的口号，决不可‘取巧’、‘怕红’，无故的秘密起来。”

“红军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党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在游击当中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渐渐生长为正式的红军。并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忠勇的工农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的质量。”

“目前的战略与策略：（1）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游击战争只有不断的向着敌人弱点进攻，不断的发动群众向外扩大，才能得到胜利，保守就是坐以待毙的策略，因此要坚决反对上山主义和下湖主义。自然不是说因为军事的策略而不可暂时如此。主要的是要经常在群众中游击，提高群众的勇气，扩大周围的影响。（2）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我们不应冒险去攻，徒损失自己。敌人的大部队向着我们进攻，他们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应当去冲突，应绕道（到）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敌情不明，我们也要慎重作战。总之，没有胜利把握的，我们不应冒险去打，但决不是无目的的逃跑主义。有可能解决的反动武装，一定要解决来扩大自己的实力。（3）要取得群众的拥护，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作战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袭击敌人，同时要加紧我们的政治宣传，使敌人兵士同情革命，或倾向（到）红军中来。（4）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与集中。在策略上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完全要以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来决定。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散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红军的组织和训练：（1）......士兵成分应以工人贫农为中心基础。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中的党要特别健全，每一问题，党都要起领导作用。团不另组织支部，可在支部下成立‘CY’小组。目前应适用自愿兵制度，但必须以工人和贫农为中心基础。（2）......因为军队中的主要工作是兵士工作，一切工作都要注意建立在兵士群众基础上，使他们自动的过问纪律、生活、经济这些问题，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3）政治委员的任务和工作：党代表应改为政治委员，做一切对内的政治教育，对外的一切宣传工作。特别要能在正确的关系上，来发展兵士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帮助军官来表示正确的作用。（4）兵士生活要纪律化。红军的每一兵士，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一切工作和纪律要能使他们自动来拥护，同时，政治部应注意兵士的政治训练，多做开娱乐会等文化工作。”

“每次作战之后，照例应开批评会，其方式先由担负任务之官长报告经过，再互相批评，最后一人做结论。此法颇能增进官兵作战的技术。”

“游击队每中队有巡查队的组织，队员三人，每日更换。由兵士轮流充当。无论官兵犯了纪律，巡查队得干涉之，并于必要时送回部队处罚。此法能维护军纪于无形之中。”

“游击队官长士兵的生活是平等的，军需处的帐目是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得推出代表查军需处的帐目。士兵的伙食由士兵推出代表负责，特务长只负领款发款之贡。”

“游击战争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各中队分散于各县后，县委负责人得参加军事会议，而县委会军事负责人亦得参加，但同时须报告大队部及总队，并随时听从大队部及总队部之调遣。”

“党员军事化与武装工农。由各地的斗争和日常的工作中证明这一工作的重要，各地斗争给我们的工作教训是每个党员都要有军事的知识和技术才能领导游击战争和指挥作战。并且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我们平日工作中、行动中也要完全军事化、军事化的实施：（1）党应有计划地秘密和公开的给每个党员以短期的军事训练；（2）党应派党员人敌人的军校或教导队等学得军事技术；（3）每个同志入军队或团防当兵。”

“武装工农......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只能在秘密路线下去进行。关于使用武装（器）方面，党要派有军事知识的同志去秘密训练，至于巷战及一切动作，要在群众斗争中去演习，平日也可以训练到某地集中、解散、进攻、防御、放哨等，并可以借体育会等名义练习。农民的武装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势（式）下进行。赤色区域亦要注意使一般青年农民普遍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并要在游击中把农民武装起来，编成赤卫队。非赤色区内也要进行这种组织和训练。注意民团中的工作，夺取民团武装。”①

关于农村政策和统一战线。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特委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各地都很明显，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很容易动员群众。各地富农的态度，目前多是倾向革命的，因苛捐杂税的负担以他们为最重。他们也同样受豪绅的压迫，在目前的过程中，富农是有革命性的，并且在数量上要占重要的地位。建立反豪绅地主的统一战线确是很重要的。自然我们在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同时要准备进行反富农的斗争。不过，目前我们只能积极加强贫农力量，把农运的重心建立在贫农上，事实上不应故意作反富农的斗争，使富农反走向豪绅地主方面去。”在对待中、小商人的政策上，周逸群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事实告诉我们，海陆丰苏维埃区域食盐堆积如山，萍浏苏维埃区域又没有盐吃。由这些地方就可以知道敌人对于我们除以军队包围外，并用经济封锁政策。鄂西初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远近商家都迁移到大城市去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若长此下去，敌人（将）用经济来封锁我们，商品的方面固然不容易断绝如象萍浏那样没有盐吃（因为鄂西赤色区域位于长江及襄河之间，而小河道很多，四通八达交通不易断绝），但是，假使商人都裹足不前，农村出产如何能销运出去？那末，江、石、监、沔的棉花将要（堆得）比海陆丰的食盐更高，这样，农民将不拥护甚至反对苏维埃......不久，由实际经验中也就发现了解决的途径......今年发动游击战争一开始便下很大决心纠正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一般小商人见我们态度变了，才敢与我们接近，有一次汪家桥的商人见我们既不筹饷，又不没收他们的钱，反而不安的举出代表来会我，愿意捐五百元以作军饷，并说出很多为难的话，恐怕我嫌少了。但结果还是被我们拒绝了，并很诚恳的向他们解释共产党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交农民，只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财产，对于小商人，只要不反动，不仅不摧残而且绝对的保护......他们经过几次谈话后表示非常满意，对我们的认识自然与

以前不同了，而且替我们宣传各处有关系的商人。须知他们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去宣传有效得多，于是附近各地的商人都不怕我们。不仅政治影响扩大而且农村的经济不易被敌人封锁。......我们仔细考虑，过去各地苏维埃之遭经济封锁，或许不是敌人故意封锁，而是我们受农民意识的反映，过分摧残由城市来的小商人。这样自然使商人裹足不前，农村经济不能活动，正所谓作茧自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领导者是不多的，能认真总结并推行这个策略的则更少，中央几次“左”倾的错误之一就是不要统一战线，不能正确区别敌我友，不能团结大多数，严重打击了本来可以成为同盟军或暂时同盟军的阶级和阶层。鄂西特委一九二九年就能从实践中总结出这方面的经验，并且在执行中获得很大成功，是难能可贵的。

① 《鄂西特委总结的基本经验》中的引文见1929 年5 月16 日《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8 月周

逸群给中央的报告《鄂西农村工作》，1929 年9 月19 日《鄂西特委（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12 月《鄂西特委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