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四军及湘鄂边苏区的创建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十余人离开石首，三月上旬到达了贺龙的故乡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
周逸群、贺龙等来到桑植洪家关时，正逢贺家的亲友旧部领导的武装发生冲突。贺龙当即予以制止，向他们晓以大义，并依照当时的情况，在保持各自的人枪、编制的条件下，把他们组合了起来。
到了三月下旬，由贺龙出面在桑植组织的武装已有十数支，分别由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及贺龙的大姐贺英领导，共三千余人。他们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进占桑植县城，组成了中共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并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击土豪，整顿思想，改编部队。
正当这些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四月初，国民党黔军第四十三军第三师第五旅龙毓仁部侵占桑植县城和洪家关一带。在敌人进攻面前，工农革命军由于刚刚集中未及整理，加之贺龙为搞粮食、经费去了走马坪，部队缺乏统一指挥，在犁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战斗失利，部队溃散，贺龙和周逸群也失去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的石首地区。贺龙则在桑植、鹤峰两县边境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到五月初，集合了三四百人，在桑植、鹤峰边界活动。与龙毓仁部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军名曰革命，其成员大多对革命并没有认识，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这支队伍不是具备了一定觉悟的人们在斗争中组成的，而是在个人号召下，由家属、亲友、旧部仓促组合，互不协调。这样的十几股旧式武装刚刚组合到一起，能与敌正规军交锋，且能于失败后陆续会合起来，已属不易了。
六月，黔军从桑植西撤，贺龙率部在小埠头伏击其后尾李孝渊部，歼敌一连，毙龙旅参谋长，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复占洪家关。此时，在四月被打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一些，并有贺龙的旧部文南浦等率队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七月初，桑植民团总指挥陈策勋率部进袭洪家关，工农革命军未能击退敌人，撤至乐育。这时，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到达，带来湖南省委指示：湘西北特区并入湘西特区，湘西北特委撤销；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同时，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约七八百人，是红四军主力。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七百人。全军共一千五百人。在这一时期，湘西、鄂西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来到红四军工作，如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等。他们的到来，对红四军的建设及尔后创建和发展苏区，都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使部队在组织编制和领导指挥上得到了统一。但是，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思想也比较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不清，对党的一些政策有不满情绪，有些人存在着升官发财、坐山为王等错误思想。即使是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第二十军师长的共产党员贺锦斋，在认识上也有模糊之处，甚至撕标语，讲一些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话。为此前委曾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并给以党纪处分，用以教育本人及部队。经过批评教育，贺锦斋认识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对部队的思想整顿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编组红四军的同时，前委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①
正当前委对红四军进行整顿的时候，接到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的指示。前委遵命率全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县党的负责人曾庆轩、覃甦、吴协仲、郭天民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门就有党的组织并领导工会、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曾组织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石门年关暴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湖南、湖北举行秋收暴动，在曾庆轩、袁任远等领导下建立了有二百余人枪的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组织群众武装近千人，以太浮山为根据地，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之间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一度形成较大声势。但在国民党第十四军陈嘉佑部三四个团及临澧、石门、慈利、桃源四县团防合力“清剿”下，伤亡极大，七月间遭到失败，石门党组织也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先在石门北乡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并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革命力量，夺取石门政权，向常德、桃源发展。
这个决定是以湘西特委、石门县委所介绍的情况为依据的，而实际则与他们所述情况出入很大，西北乡党组织几乎没有活动，工作毫无基础，以致红四军连向寻都找不到。因此，红四军的行动实际上成为一次缺乏群众支持的、孤立的、单纯的军事行动。
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展开工作，以后又转至渫阳地区。九月五日，奔袭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一带团防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反动头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日返回渫阳，次日遭国民党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仓促应战不利，退到泥沙，再次遭到李云杰部和叛变的原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袭击。在遭敌两次袭击战斗中，红四军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牺牲于渫阳，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牺牲于泥沙，部队大部溃散。全军仅余二百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于九月底转至鹤峰的堰垭一带大山中。
黄鳌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不可多得的军政人才，他的牺牲对建立不久的红四军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红四军东下石门期间，桑植乐育一带又为反动团防占领，红四军失去了后方，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近冬初，部队处于高寒山区，身穿单衣，缺乏粮食，没有医药，又有不少不坚定分子逃走，部队减员至百余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九月，红四军在桑植和石门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敌人占据优势，红四军建立伊始就不断遭到进攻；地方工作刚刚开始，政仅组织尚不健全，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军队缺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红四军在斗争方针和作战方法上，还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北伐军正规战的阵地战战术的影响，没有学会游击战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部队成员复杂，基层骨干薄弱，党的领导还未在军队中真正确立，一遇困难和危险不少人便发生动摇，攻则怯战，退则溃逃。历史证明，由旧式武装组成的革命部队，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和斗争的严格锻炼，是难以经受风险的。
红四军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它的英勇斗争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新的军队、新的政策，给这块以前受革命影响很小的穷困地区的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红四军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① 见1928 年9 月贺龙关于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的合并和石门暴动的经过及今后的任务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十余人离开石首，三月上旬到达了贺龙的故乡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
周逸群、贺龙等来到桑植洪家关时，正逢贺家的亲友旧部领导的武装发生冲突。贺龙当即予以制止，向他们晓以大义，并依照当时的情况，在保持各自的人枪、编制的条件下，把他们组合了起来。
到了三月下旬，由贺龙出面在桑植组织的武装已有十数支，分别由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及贺龙的大姐贺英领导，共三千余人。他们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进占桑植县城，组成了中共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并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击土豪，整顿思想，改编部队。
正当这些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四月初，国民党黔军第四十三军第三师第五旅龙毓仁部侵占桑植县城和洪家关一带。在敌人进攻面前，工农革命军由于刚刚集中未及整理，加之贺龙为搞粮食、经费去了走马坪，部队缺乏统一指挥，在犁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战斗失利，部队溃散，贺龙和周逸群也失去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的石首地区。贺龙则在桑植、鹤峰两县边境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到五月初，集合了三四百人，在桑植、鹤峰边界活动。与龙毓仁部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军名曰革命，其成员大多对革命并没有认识，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这支队伍不是具备了一定觉悟的人们在斗争中组成的，而是在个人号召下，由家属、亲友、旧部仓促组合，互不协调。这样的十几股旧式武装刚刚组合到一起，能与敌正规军交锋，且能于失败后陆续会合起来，已属不易了。
六月，黔军从桑植西撤，贺龙率部在小埠头伏击其后尾李孝渊部，歼敌一连，毙龙旅参谋长，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复占洪家关。此时，在四月被打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一些，并有贺龙的旧部文南浦等率队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七月初，桑植民团总指挥陈策勋率部进袭洪家关，工农革命军未能击退敌人，撤至乐育。这时，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到达，带来湖南省委指示：湘西北特区并入湘西特区，湘西北特委撤销；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同时，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约七八百人，是红四军主力。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七百人。全军共一千五百人。在这一时期，湘西、鄂西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来到红四军工作，如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等。他们的到来，对红四军的建设及尔后创建和发展苏区，都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使部队在组织编制和领导指挥上得到了统一。但是，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思想也比较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不清，对党的一些政策有不满情绪，有些人存在着升官发财、坐山为王等错误思想。即使是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第二十军师长的共产党员贺锦斋，在认识上也有模糊之处，甚至撕标语，讲一些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话。为此前委曾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并给以党纪处分，用以教育本人及部队。经过批评教育，贺锦斋认识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对部队的思想整顿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编组红四军的同时，前委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①
正当前委对红四军进行整顿的时候，接到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的指示。前委遵命率全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县党的负责人曾庆轩、覃甦、吴协仲、郭天民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门就有党的组织并领导工会、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曾组织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石门年关暴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湖南、湖北举行秋收暴动，在曾庆轩、袁任远等领导下建立了有二百余人枪的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组织群众武装近千人，以太浮山为根据地，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之间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一度形成较大声势。但在国民党第十四军陈嘉佑部三四个团及临澧、石门、慈利、桃源四县团防合力“清剿”下，伤亡极大，七月间遭到失败，石门党组织也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先在石门北乡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并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革命力量，夺取石门政权，向常德、桃源发展。
这个决定是以湘西特委、石门县委所介绍的情况为依据的，而实际则与他们所述情况出入很大，西北乡党组织几乎没有活动，工作毫无基础，以致红四军连向寻都找不到。因此，红四军的行动实际上成为一次缺乏群众支持的、孤立的、单纯的军事行动。
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展开工作，以后又转至渫阳地区。九月五日，奔袭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一带团防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反动头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日返回渫阳，次日遭国民党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仓促应战不利，退到泥沙，再次遭到李云杰部和叛变的原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袭击。在遭敌两次袭击战斗中，红四军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牺牲于渫阳，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牺牲于泥沙，部队大部溃散。全军仅余二百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于九月底转至鹤峰的堰垭一带大山中。
黄鳌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不可多得的军政人才，他的牺牲对建立不久的红四军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红四军东下石门期间，桑植乐育一带又为反动团防占领，红四军失去了后方，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近冬初，部队处于高寒山区，身穿单衣，缺乏粮食，没有医药，又有不少不坚定分子逃走，部队减员至百余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九月，红四军在桑植和石门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敌人占据优势，红四军建立伊始就不断遭到进攻；地方工作刚刚开始，政仅组织尚不健全，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军队缺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红四军在斗争方针和作战方法上，还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北伐军正规战的阵地战战术的影响，没有学会游击战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部队成员复杂，基层骨干薄弱，党的领导还未在军队中真正确立，一遇困难和危险不少人便发生动摇，攻则怯战，退则溃逃。历史证明，由旧式武装组成的革命部队，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和斗争的严格锻炼，是难以经受风险的。
红四军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它的英勇斗争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新的军队、新的政策，给这块以前受革命影响很小的穷困地区的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红四军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① 见1928 年9 月贺龙关于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的合并和石门暴动的经过及今后的任务给中央的报告。
堰垭整编 湘鄂边苏区的创建
正当红四军在堰垭一带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贺英送来了一批弹药、棉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补给问题，鼓舞了士气。贺英并向贺龙提出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建立基本部队的建议。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及贺英的建议，着手整顿部队，遣散了老弱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发展了党、团员，加强了基层领导骨干，严格了管理教育。贺龙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骄傲个人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贺英）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①经过整顿，红四军全军只剩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但人员觉悟较高，立场坚定，并且形成了党的坚实领导，使红四军的政治素质有了巨大变化，面貌大为改观，从此以后便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因此，这次整顿在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此时，湘西前委受湘西和鄂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更名为湘鄂西前委，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十一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对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组织的“神兵”的工作颇有成效。同时，驻恩施、鹤峰地区的敌湖北警备军马文德旅有向红四军进攻之势。为了发展武装力量，创造根据地和避开敌军的进攻，前委决定红四军向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毛坪、红土坪、梅坪一带坚持斗争，派汪毅夫到鹤峰邬阳关联络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工人、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
十一月底，红四军在宣恩地区党组织的协助下，到了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现施鹤部委实际上有名无实，只有部委书记杨维藩个人在一股“神兵”中担任首领，而且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其所能掌握的“神兵”不过五六十人，而该地区的大部分“神兵”仍为地主豪绅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以红四军的力量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能性很小。于是，前委决定夺取部分“神兵”武装，然后迅速返回鹤峰、桑植地区。依此方针，红四军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神兵”，争取下层，打击反动首领的策略，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争取了黑洞的部分“神兵”，解决了利川汪家营的“神兵”，红四军扩大到三百余人、百余支枪。十二月中旬，红四军向东转移，进到建始县梭布坯时，得悉建始敌人不多，遂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途中解决了崔家坝、王花寨的团防。三次战斗，共歼灭建始县长以下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且在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十二月三十一日，红四军进到邬阳关。这时，汪毅夫已与陈宗瑜领导的“神兵”取得了联系，并在邬阳关附近组织了一支以伐木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武装。这两部分共三百余人，编入了红军，大大充实了红四军。此时，蒋桂之战正在酝酿，马文德旅从鹤峰调走，前委抓住这一时机，在邬阳关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占鹤峰城，并乘胜攻克太平镇和洞柘湾，击毙了鹤峰县长，消灭了一部分团防。
占领鹤峰以后，前委立即开始建立苏区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选出汪毅夫、陈宗瑜等七人为工农兵代表，并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和取消苛捐杂税，焚毁地主田契文约等法令。接着，前委又展开了地方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至三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东至白果坪，西迄毛坝，南达昌坪，北至红土溪的广大农村中普遍开展起来。群众焚烧了田契债据，并准备分配土地。在斗争中，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前委收到了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写的《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开脱，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龙）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至）要。”
红四军接此指示后即在堰垭、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和学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主要不良倾向，反对了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整训中还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了党的组织。因士兵中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在前委领导下，建立了四个支部，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通过这次整训，提高了部队政治思想水平，使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向前跨进了一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在整训的同时，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军以下设第一路指挥部，以王炳南任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若干大队和中队，共约千人，长短枪三百余支。
完成这些工作后，湘鄂西前委依照中央指示，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除汇报了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工作，群众运动开展情况，县苏维埃政府工作和今后的工作方针外，对中共中央调贺龙去中央工作一事，作了如下陈述：“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来江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后来中央同意了贺龙仍留在湘鄂西工作的意见。
三月十八日，鹤峰团防头目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的名义，纠集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和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共三千余人，分数路进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消灭红四军。前委以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刘子维、向凤翔部，集中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孙峻峰部，在距鹤峰二十里的张家坪与敌激战，毙伤敌一部，击毙了王文轩。其他各路敌人闻风而退。
粉碎了这次联合进攻以后，红四军即向桑植发展。四月上旬，进到桑植龙潭坪、土地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五月上旬继续向南推进，占领桑植县城。此后，红四军即在该地致力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桑植的反动武装或被击溃或被逐出境，桑、鹤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苏区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至三千余人，各大队、中队整编为团。
① 见1961 年2 月2 日贺龙《关于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
南岔、赤溪大捷
一九二九年六月底，湘西军阀、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为恢复对桑植的统治，令所属号称一个旅的向子云部进攻桑植。
七月初，向旅周寒之部千余人从永顺经碑里坪、水田坪、水井垭进占南岔。红四军决定让敌人渡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周部占领南岔后，分三路从水滩口、南岔、龚家嘴渡澧水向桑植城前进。红四军以配置于澧水东岸的第二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诱敌深入；主力集结于桑植城附近待机出击。在红军阻击下，周部进展缓慢，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始进至吴家坡一带。这时红四军第一、第四团和军部特务连从八斗溪西北高地向敌猛烈反击，周部受创仓皇后退，红四军紧追不舍，周部残余退至澧水，渡河不及大部被歼，周寒之被击毙，红四军缴枪数百支。
向部虽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不甘失败，力图报复。七月中旬，向子云亲率该部两千余人及部分地主武装经桃子溪、赤溪渡再次进犯桑植。红四军决定将向部放进城内，然后围歼。十四日晚，红四军撤离桑植城，将主力隐蔽于城北之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线，另一部至西界、茅岩一带设伏，断敌退路。十五日晨，向部先头部队一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九时左右进入桑植城，其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兵力相当分散。红四军抓住敌人的弱点，迅速集中兵力围歼城内之敌。第四团经高家坪、乌龟嘴进攻东门；第一团自白家冲出击进攻西门；第二团、独立团等部从八斗溪直插汪家坪，截断向部退路并阻击其后续部队。向部遭到突然打击，顿时一片混乱，城内之敌大部被歼，其后续部队见状妄图抢占蛾子坡一线高地顽抗，红四军乘胜猛攻，并以一部经蛾子坡南侧山谷向赤溪渡口迂回，击敌侧背，敌不支，向渡口溃退。赤溪渡口一带水势很急，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摆渡的船工弃船逃走，向旅残部退路受阻，被红四军压缩于河滩，大部缴械投降，一部随向子云泅水逃跑，溺死于水中。下午四时战斗结束。除因独立二旅未按预定计划设伏，致百余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红四军缴各种枪千余支，获得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
南岔、赤溪两次战斗的胜利减少了永顺方向敌军的压力，巩固了桑植根据地。由于群众积极参军和补充了少数俘虏，红四军扩大到近四千人，再次进行了整编。军下设特务营、第一路指挥部及第二路指挥部。特务营营长贺沛卿。第一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下设第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仲。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甦；第五团，团长伍琴普，党代表汪毅夫。补充团团长胡海云。第二路（二百余人）指挥覃辅臣。营以下的单位都设了专职政治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培养干部，在军队和地方选调一批学员，成立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由曾在南昌暴动时担任过团长、海陆丰暴动时担任过红二师师长的湘西特委委员董朗主持。
赤溪大捷震动了湘西，使敌军不敢贸然进犯红四军及苏区，并大大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之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赤溪大捷也是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创建以来一次巨大考验，为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初建时红军三千人，却不能打败过路的国民党军龙毓仁旅，反被其击溃。此时仅隔年余，兵力也是三千人，却能够歼灭来犯之敌三千余。这雄辩他说明了红四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已经形成；党在红军中建立了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发展了党、团员，充实了红军中的骨干；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团员的带动下，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觉悟大力提高，斗志旺盛。赤溪大捷标志着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步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湘鄂边苏区的发展 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
一九二九年八月，为扩大苏区，打击、分化和争取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前委率红四军向东南发展，进攻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动武装。
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这一带著名的天险。熊家有一支掌握着三百多支枪的武装，并在轿子垭、飞塔坡、轿头、坛子山、鸡爪岩、狮子岭、白马坡等处建有坚固的寨堡，统治该乡数十年之久，在附近有相当影响。他们勾结桑植团防头目陈策勋等，收留、支持被红四军击溃的桑植团防，挑拨、破坏土著武装和红四军的关系，成为发展、巩固桑植、鹤峰苏区的严重障碍。攻打西教乡意义十分重大，战斗任务也异常艰巨。
八月七日，红四军分两路发起进攻。为保证战斗顺利进行，贺龙还邀请了与西教乡反动武装矛盾很深、隶属于湖南军阀何键部的吴玉霖团参战。这次战斗非常激烈，到八月十二日晨，激战六天六夜，红军才攻下了全部寨子，熊相熙残部和陈策勋等部全部退往慈利、大庸交界地区。红四军稍事休整后，继续战斗，八月下旬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江垭团防徐小桐和陈策勋等部东窜。
由于军事上的连续胜利，红四军声威大振。迫于形势，大庸、慈利的一些上著武装首领如周笃方、田少卿等，或表示不与红军为敌，或愿让“防地”。红四军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为湘鄂边苏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红四军得悉常德、桃源一带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吴尚部有纠合陈渠珍及湘西团防对红四军大举进攻的企图，桑植的一些地主也乘红四军主力东去的机会发动了骚乱。于是，前委决定返回苏区巩固后方，准备迎击敌人的围攻。
红四军回到桑植后立即进行休整、训练，并打击残余的地主武装。同时，前委大力加强了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此时，前委察觉到前一时期地方党的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较差；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工作不够深入，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并有少数坏分子混入组织内部为非作歹；有些地方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工作人员以为捉地主一只鸡，烧一所地主房子，打一家土豪就是暴动；在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的斗争中，未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所得物资也不分给农民等等。为了坚决纠正这些错误倾向，前委派李良耀、张一鸣、陈昌厚、郭天民等同志深入农村，协助桑植县委加强地方工作，清洗了一批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并指导、协助地方干部加紧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桑植苏区的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
十月初，蒋介石与张发奎发生战争，双方军队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一带集中。在前委尚未察明敌军大量集结的意图时，吴尚的第一五四旅阎仲儒部和慈利、桑植的几支团防即已逼迸桑植。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党、政、军组织及革命人员家属撤离桑植城和洪家关，转到桑植北部地区，首先避开强敌，待探明敌情后，再机动作战，收复桑植。当红四军向北转移时，由于侦察工作的失误和等候一支已经暗自脱离革命的小部队，延误了行动时间，因而在樟耳坪遭敌袭击，团长陈宗瑜、贺桂如牺牲，部队伤亡三四百人。前委和红四军转移到了鹤峰地区。
十月下旬，红四军向东北发展，在五峰、长阳地区积极活动。长阳地区的革命斗争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宜昌特支即派党员到长阳筹组党部。一九二七年，全县已建立三个支部，成立了工会、农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劣绅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长阳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领导人大多牺牲，部分党员隐蔽于群众之中或打入团防武装内部准备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开始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二九年六月，长阳县委组织领导了一次暴动，攻破县城，杀敌县长。七月份，暴动武装千余人组成红六军，李勋任军长，八月间遭国民党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陈凤诏团进攻而失败，李勋牺牲。红四军来到长阳后，即帮助长阳党组织在茅坪发动武装起义，并以起义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了一个独立师。十二月，红四军攻克长阳城，协助长阳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和农民协会。同月，红四军转往建始方向。此后，独立师因遭长阳、五峰团防联合进攻，并在五峰长茅司被伏击，损失很重。
一九三○年二月，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到达鹤峰，向前委传达了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与鄂西红军会师的指示。根据特委指示，前委立即安排了湘鄂边地区的工作，组成由汪毅夫为前委负责人兼鹤峰中心县委书记的党组织，领导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五县的工作。同时，在鹤峰留下一个独立团，在桑植留下一支游击队，继续坚持湘鄂边地区的斗争。随后，率领红四军经长阳东下，预期在松滋、公安一带会合鄂西红军。但因经资丘接近渔洋关时，受到川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三个团和长阳、五峰团防的堵截，不得已折向五峰方向，顺势占领了五峰县城。敌军继续进逼，红四军乃返回鹤峰休整，筹划改道东下。此次行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大大鼓舞了长阳、茅坪一带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长阳独立师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并将番号改为独立五十师，由李步云任师长、江山为政委。
此时，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另一派，两派势力发生尖锐矛盾。双方调集兵力，在中原地区陈兵近百万，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由于长江流域各省国民党军主力陆续北调，形势对扩大红军和根据地十分有利。前委及红四军抓住这一时机，于三月二十日再次挥师东进，在五峰的湾潭消灭了大恶霸地主孙峻峰所属团防，建立了五峰苏维埃政权。四月初，红四军进至松滋境内，拟逐步肃清松滋各地团防，开展地方工作。这时，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彭启彪部一个团及附近各县团防共两千余人来犯，红四军遂向澧县地区转移。松滋、澧县、石门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前来追击。红四军集中兵力在土地垭地区对石门团防罗效之部进行还击，激战七小时，将敌击溃，俘七十余人，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红四军再次折回五峰境内，安顿伤员，整理部队。
一周之后，红四军第三次向东出动，准备占领公安县城，以了解鄂西红六军的情况。但因敌人决坝放水，部队行动不便，且彭启彪部又尾追而来，红四军遂改变计划，再度进入澧县境内。在澧县，红四军于张家场附近击溃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戴斗垣旅一个营，俘虏数十人，缴枪五十余支，六月十八日，转往公安县的申津渡和松滋县的西斋。七月一日，红六军占领公安县城，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七月三日，红四军进至公安会合了红六军。
红四军在三次东进历时四个月的战斗中，不仅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了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域和革命影响，完成了与红六军会师的任务，而且还吸收了五六百名工农成分的新战士，改编了从反动部队中分化出来的三四百名战士，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红四军创建时期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教训
一、依靠领袖人物的威望召集的旧式武装，如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在组织上予以整顿，将他们改造成为一支党所绝对领导的、有高度革命自觉精神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武装，那么，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红四军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洪家关和桑植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那时三千余人的武装，经过了两次不很严酷的战斗就溃散了。一九二八年八月石门泥沙之战，当时红四军一千余人，尽管已有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任军事指挥员，有特委、县委成员作为领导骨干，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除了敌人相对强大，红四军未防备敌人的不断袭击，以及战术上的错误之外，一打就散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红四军的广大战士在当时还未来得及接受党的教育，部队组织不纯，尚未成为一支有无产阶级觉悟和铁的纪律的红军。
二、加强党的领导，进行阶级教育和必要的组织整顿，旧式武装是可以改造成为革命武装的。
红四军创建初期，汇集了几十支彼此不相统辖、充满矛盾冲突的小股武装。有的是由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中失散人员组成的武装，有的是地方实力派拥有的武装，有的是家族的自卫武装，有的是团防之类的武装。其中，有的人曾接受了一些革命影响，有的则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这些武装大都无革命目的和革命要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二八年初投入革命队伍，服从贺龙领导，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或是贺的旧部、朋友、亲戚，或是由于受贺龙的威望影响。有的人企图跟着贺龙升官发财，有的人则是出于对贺龙个人坚信不移。不少人起初并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和阶级觉悟，但经过长久锻炼和教育，终于成了无产阶级战士。可以说没有中共湘鄂西前委和红四军党组织对这些武装的教育改造，红四军要取得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二八年的整顿中，前委加强了对红四军的领导，一批共产党员来到部队成为骨干，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机关，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任命了政治工作干部，发展了党、团员，对部队进行了革命教育，发扬民主，加强纪律，使红四军有了质的变化。尔后，在改造“神兵”工作中，更显示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威力。改造“神兵”并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吸收到红军中来，甚至掌握有一支党所领导的、以伐木工人为主体的、在对敌斗争中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革命“神兵”，这在中国革命武装初创时期，也是一个特殊现象。
三、善于利用地方派系武装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打击主要反动武装力量，是红四军能够在力量弱小时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原因。红四军当时的力量不大，要和所有各派土著武装对抗，很难取得胜利，站住脚跟。因此，利用关系，或教育他们参加红军，或联合一些危害不大、拥兵自固的地方武装，以打击最反动的、危害最大的土著武装，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例如一九二九年攻打大庸县西教乡反动地方武装熊相熙部，不仅扩大了红四军的声威，巩固了桑植、鹤峰根据地，同时也打击了另一些反动地方武装的气焰，使一些力量较小的武装保持中立或依靠红军。在打熊相熙的战斗中，贺龙利用旧关系调动军阀武装吴玉霖部参战，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利用矛盾的一个成功经验。而这方面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