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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岁月----魏天禄

1932年秋,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远征。部队长途跋涉于鄂豫陕川地区,行程七千里,绕了一个大圈子,粉碎了敌火的追堵拦截,于当年底到达湘鄂边的鹤峰、桑植地区。

其时,红三军损失很大,由原来的一万四千余人锐减为九千人左右,因连续征战,长途跋涉,军旅十分疲惫,弹药消耗殆尽,部队极需休整和补充给养弹药。当时正值四川军阀内讧,川军驻湘鄂边部队已全部西调,兵力空虚,湘西土著军阀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为保存实力,愿让出部分地盘与我“和平共处”。贺龙等红三军多数领导提出利用此时机,休整部队,再图发展。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夏曦不顾客观实际,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坚决反对,强令红三军向陈渠珍部进攻。我军立足未稳,向陈部进攻失利,被迫一再转移。从此,开始了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区艰苦的游击战。

1933年春至1934年春,是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建军  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当时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崇山峻岭中的鹤峰、桑植、宣恩、恩施一带。在这偏僻山区,地少土瘠,人稀民贫,军队的给养、兵员的补充都极为困难。当地不仅有国民党部队、反动的保安团,还有土匪和封建武装。疲惫的我军时时可能与敌遭遇,经常处于行军作战的状态中。

几乎天天东方未晓部队就出发了,直到天黑才宿营。中午,在行军途中做饭吃,总是规定一个小时开饭完毕。行军所到之处,经常是人地生疏,老百姓对我军不了解。做饭要借锅灶、找柴火,这些都离不开老百姓的帮助。所以,行军一停下来,首先就是要做好群众工作。这样连做饭到吃饭完毕,一个小时是极为紧张的。就这样一点时问,往往还得不到保证。有时部队停下来,刚刚准备好锅灶要做饭了,敌人从后面追上来,我们只好马上转移。有时刚做好饭正要开饭,发现敌人,部队又要立刻出发。有时正赶上吃饭,还没有扒上几口,警戒哨上的枪响了,只好用布兜上饭赶快撤离。

部队在宣恩地区活动时,在一次行军途中,连部通信员给我们一排送来一个新战士。我看他衣衫褴褛,面有菜色,长得瘦弱矮小,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还是个孩子,就问他:“你还小嘛,为什么参加红军?”

“红军待人和气,大家有得饭吃。”

“家里还有什么人?”

“么子都没得了,我是逃荒要饭的。”

“有多大了?”

“十六岁。”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说,别看我矮小,我能行。

我把他分配到三班,发给一支俄国造步枪。他拿着枪看看,背上肩,快步跟上队伍。走了一段路,他渐渐有些跟不上了。这种俄式步枪比较重,不止七斤半。三班长看他十分吃力,就换了支轻些的套筒枪给他。又走了一段,他在行军行列中又拉出了距离。三班长叫他:“跟上,快跟上!”他不懂,还是拖着脚走。我赶过去告诉他,要紧跟前面的同志走。他点点头,赶了上去。过了会儿他才说,从昨晚起就没吃过饭,心里急着要跟上,就是腿没劲。我安慰他,再坚持一下,等部队停下来,就可以做饭吃了。

我们沿山路行进了大约二十多里,前面尖兵突然发现敌人,山路崎岖曲折,视线望不远,尖兵一发现敌人,双方距离已经很近了,部队来不及展开就打了起来。那时部队处于游击环境,在对敌作战中,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敌情不明,没有把握的仗是不打的。但在行军途中突然与敌人遭遇,前卫部队要掩护后续部队转移,就得阻击敌人。

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前卫排首当其冲。山路狭窄,双方短兵相接,打得十分激烈。那个新战士还没有学会放枪,就遇上战斗,紧张得一时不知怎么是好,紧握着枪惊呆了。身旁的老战士一跃而起,把他按倒在地。敌人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火力很猛,向我们压来。我们坚守原地,顽强抵抗,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当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时,发现这个参加红军不到半天的新战士已经牺牲了。他连红军的一顿饭都没吃上,我们还来不及搞清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区山多地少,寸土如金,所有好地都被地主霸占。当地人民生活异常贫困,终年辛劳,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姑娘十多岁了还没有裤子穿,只好用块破布遮羞。青黄不接时,老百姓就到山上挖野菜,掘树根,剥树皮,充饥度日。有时常年在山上掘树根为生。可地主却用土豆、苞米喂猪。

我军每到一个地方,地主们常常早已席卷财物逃跑,把粮食、家畜等一切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已是困难重重。由于敌人的反共宣传,严密的保甲制控制着村村户户。我军初到时,群众不了解我们,常常跑兵上山,我们筹粮更是难上加难。时常断粮的红军,靠采集野菜、挖掘树根充饥。即使如此,我们每到一地,从不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到地主家看看,希望能找到吃的。偶尔在地主家的猪食缸里找到一些准备喂猪的熟土豆。当时,能搞到这种土豆就很不错了,大家视为上品。但是不管是谁发现的,都自觉地不擅自拿来食用,而把土豆一个一个地分配给大家。那时,往往好些天也见不到一点粮食星子,分到一个熟土豆,觉得特别香,特别珍贵,用手捧着吃,连一点沫子都舍不得丢掉。有的同志实在饿极了,还没嚼出味儿,土豆就下肚了。见别人慢慢地吃,很是后悔。有时土豆少人多,每人连一个土豆也摊不到,就干脆用木棒把土豆捣烂,然后放锅里加些野菜一起煮,熬成土豆野菜糊糊,一勺勺地分给大家吃。同志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高兴地谈笑着:“今天打牙祭!”“这样做真好吃,比光吃野菜味道鲜多啦。”

尽管红军自己的生活如此艰苦,仍然时刻不忘群众,尽一切努力帮助穷苦百姓。有时,红军白天打了土豪,没收来的东西,乘夜晚悄悄送给群众。因为是游击环境,红军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后天可能又再回来,推磨似的与白军兜圈子。白军在红军后面跟,红军在白军前面走。老百姓弄不清究竟是白军追红军,还是红军在赶白军。倘若红军白天送东西给群众,被地主知道了,红军走后,不仅东西被地主抢走,而且那些贫苦百姓全家都要受害。因此白天送东西,老百姓有顾虑,有些害怕,不敢收。为了使穷苦百姓既能得到利益,又免遭地主迫害,红军借夜幕掩护把东西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只要一开门,东西就倒在他屋里了。我们还千方百计想办法帮穷人种地、挑水、修屋,什么活都干。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反而处处为群众着想,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敌人也惊呼,红军“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增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贺老总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群众都知道红军是贺龙的部队,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劣绅闹翻身的,十分拥护红军。那时红军没有医院,伤病员寄放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甘冒风险,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伤病员,无微不至地照顾伤病员。等红军部队回来了,再送痊愈的伤病员归队。

战斗的艰险,生活中难以设想的困苦,都没有能难倒红军;但是,自从离开洪湖革命根据地之后,部队一直在动荡的环境中奔波,没有立足之地,人马越打越少,这一切,使大家十分怀念在洪湖苏区时火红的斗争生活。大家迫切希望建立革命根据地,养精蓄锐,有一天能够打回洪湖去,恢复洪湖苏区,为死难烈士、为父老乡亲们报仇。经过我军的努力,当时在这一地区已具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可是,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的夏曦同志,不顾现实斗争的残酷,不顾部队在艰难中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在1933年3月中央分局的金果坪会议上,决定解散红三军和地方的各级党团组织,撤销红三军各级政治机关,使红三军成为一支没有党领导的部队。更有甚者,他继续坚持在洪湖就开始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反“改组派”为名,错杀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随时有可能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有一次部队正在行军,路边上站着几个板着面孔的人,向我们排指指点点,我心里有不祥之感,但仍随部队向他们那边前进,将走近时,其中一个指着我说:“他就是排长!”

带头的那个脸露杀气,向我高喝一声:“你过来。”我心里一惊,走了过去,立刻有两人站在我背后,手里提着绳子,只等一声令下就绑人。看到这个架势,从他身边走过的战士都紧张地看着我。那带头的人问我:“你是排长吗?”

我说:“是。”

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魏天禄。”

他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又摸出张纸条看了看,转身与其他几个嘀咕:“恐怕不是这个排长吧?”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指着后面行进过来的队伍,对带头的人说:“那个人也是排长。”于是,他们又立刻把那个排长叫过去,盘问一番后,把我放了,可后来那位排长却被他们当“改组派”捉了起来。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排长,不知他遭了怎样的厄运!

不仅如此,有时竟采用站队点名的方法任意捉所谓“改组派”。突然集合队伍,他们首先问:“谁是改组派?自己站出来!”队伍里鸦雀无声,更没有人站出来,于是拍拍衣袋,叫道:“我这里有名单,你不站出来,我也知道,快站出来!”这时,人们更紧张了,不知谁又要被当作“改组派”被捕了。共产党员比别人更提心吊胆,每次抓人,党员干部总是首当其冲。他们见还是没有动静,就开始点名抓人。被捕的人根本不知“改组派”是什么,就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一点到名,不容分说,下了枪就绑。眼看着终日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一个个被捕了,实在叫人无法理解,心里很难过,但谁也不敢讲话,倘若谁帮着说话,谁也就立刻成了“改组派”。

他们不但随便捕人,还随便杀人,不少优秀革命指挥员蒙冤被杀。贺龙曾义愤填膺地当面斥责夏曦“杀红了眼”。

有一天黑夜,关向应政委起来解手。他走出门,黑暗里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仔细一看,门口台阶下跪着一个人,边上站着两个拿大刀的。关政委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那两人回答:“杀改组派。”关政委俯下身一看,地上跪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关政委说:“这是个年轻娃娃呀,怎么会是改组派!我看不要杀了吧!”这样才救了那位年轻的战士。

在夏曦的错误领导下,第三次肃反、第四次肃反接连进行,他们刑讯逼供,随意株连,搞得人人自危,内部不安。因此,虽然我军经过数月的艰苦斗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以鹤峰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红三军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好转。l933年7月,湘鄂边“剿共”总司令徐源泉集中了十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初建的根据地进攻。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内部又极不安定,红三军迎战失利,被迫转移至宣恩、鹤峰边境。从此,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开始游荡于湘鄂川黔边境。

处于游荡中的红三军,其艰难困苦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那时,红三军已经没有红军服了,贺老总穿的也是便衣。这些便衣各式各样,颜色纷杂,有的同志穿的还是从洪湖根据地撤退时的衣服,补丁加补丁,成了百纳衣。因为仅有身上这一套衣服,没有替换的,也就无法洗衣服。下雨一身水,行军浑身泥。天晴,汗渍混着尘土粘在身上,久而久之,衣服失去了本色,身上虱蚤丛生,当时又没有条件洗澡,真正成了泥衣服、泥身子的泥人,一拍身上就会冒出一股股泥烟。晚上宿营时,我们总要设法燃起篝火。山里夜冷,我们围着火堆,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脱下衣服洗旱澡——搓搓胸,抓抓背,擦擦腿。尽管没有水,这样浑身上下搓擦一遍也觉得好过些。

我们的衣服很容易破损。连里每个班都备有个小针线包。衣服破了烂了,有布就打块补丁,没有布就用线缝缝继续穿。肩膀那一块与枪带摩擦,最容易破损,同志们就用子弹袋和米袋垫在肩膀那儿,以减轻对衣服的损坏。有时搞到一块布,那可成了宝贝,既想补衣服又想打草鞋。偶尔得到一块大一些的布,既舍不得补衣服、打草鞋,做衣服又不够,左比右划,可以缝两条裤筒。于是,拼拼凑凑地给短裤续上两个筒子,算是改作了长裤。别看这种长裤不好看,冬天能穿上,实在是很高兴的了,足以使穿短裤的同志羡慕。短裤接长说来容易,可是既要珍惜每寸布,又要接得合适,当时还真费了不少脑筋。因为我能缝缝补补,也帮助同志们改过一些衣裤,故战友们有时叫我“魏裁缝”。我那条接上裤筒的裤子后来又穿破了,补补纳纳一直穿到1934年。打 下了永顺城,部队的物资供给有了改善,才穿上了一条稍为象样些的裤子。

部队经常行军,鞋子极费。山区雨雪多,道路泥泞,加上冰碴与石子的磨损,有时一双草鞋穿不一天就烂了。特别是在山涧里行军,被水冲得圆圆的鹅卵石铺满涧底,淙淙细流交错其间,水湿草鞋,石磨鞋底,一双新草鞋,不上大半天就鞋烂底穿,无法再穿了。有的磨出了血,一步一片血迹;有的脚冻肿溃烂了,浓血与泥水粘在一起,走起路来疼痛钻心。即使这样,同志们仍然坚持跟上队伍。贺老总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军,脚上也是一双草鞋。

山区的冬天来得早,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红三军指战员们仍旧穿着单衣,脚踏草鞋。部队在冰天雪地站队集合,大家心里都希望动作快一些,快集合,快出发。倘若集合动作慢,站队时间长了,朔风阵阵,寒气逼人,穿草鞋踏在冰雪里,冻得钻心刺骨。部队一出发,快步行军,不仅脚发热,全身也暖和了。但部队集合总得有些时间,这时指挥员就喊原地踏步,叫大家活动一下,以免冻坏了。

山中道路崎岖狭窄,有些路就开在悬崖峭壁上。道路的左右上下全是刀劈斧砍一样的崖壁,高高的两座山峰似乎就要碰撞,陡得直上直下的山路,看不见山底,只听下面流水声。就是天气晴朗的大白天,单人行走都得小心翼翼,若遇上两人交臂而过,就有失足跌下悬崖的危险。部队在这样的道路上行军,传达命令只好一个人一个人地前后传话或传递条子。这样既快又安全。大雪纷飞时,路面积雪覆盖,部队走过,积雪很快被踩成了冰砣砣,走上去一步一滑,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滚下悬崖。

行军途中,遇到这样的险处。前卫部队通过时自然走得慢了,后续部队只好逐渐停下来。部队一停,人立刻感到冷。这时大家就自动原地踏步,借以御寒。前卫部队通过险处后,行军速度正常了,可后续部队还要慢慢通过。这样,越是后面的部队,掉队越远。为了跟上队伍,通过险峻之处后,后续部队就要跑步,越是后面的,跑的路途越长。这样跑,全身都出汗了。头上的汗水、热气,和着口中呼出的团团白气,就象蒸馒头的笼屉开了盖似的。这时大家都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走热了口渴,同志们就随手抓把雪塞到嘴里,雪在嘴里化了,既清凉,又解渴,真比伏天里喝山涧里流出的清泉水的味道还要好。

环境艰苦,部队还经常在夜间行军。山区的夜晚有时特别黑,行军中前后看不到人。有时掉了队,自己往往还不知道。有一次晚上发现了敌人,部队连夜紧急集合立刻出发。天黑得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一脚踏进黑暗中就什么也看不清,完全凭感觉摸索着前进,一晚上不停地走,也只走了十多里路。翻了座小山,就有很多人掉队,直到天亮才赶上。为了防止夜间行军掉队,便于前后联系,保持行军间距,就用白布条、白毛巾或白纸条系在每个人背后,作为辨认的标志。那时夜间在漆黑的山路上走,只要看见前面隐约闪动着一点白,心里就踏实多了。

山区人烟稀少,有些地方相距很远才有一所茅屋,部队的宿营地因此很分散,布置的岗哨也就比较多。人少岗多,有时一晚上一人要站几班岗。站岗放哨时,天越黑,越要冷静。在漆黑的夜晚,哨兵要凭着敏锐的听觉仔细分辨各种响声,究竟是敌人来摸哨,还是自己人来换班或查哨。山区还有野兽活动的响声。因此要特别提高警惕,集中精力静听,稍有疏忽,就可能出危险。

山上有各种野兽,尤其是野猪很多,成群结队地活动,毁坏庄稼,伤害人畜。山里的老百姓在山坡上种了苞谷,野猪常来糟踏。老百姓既要保护庄稼,又怕野猪伤人,就用四根树干为柱搭一个高台,人在高台上看守着,用木棍或金属器件在高台上敲打出响声以吓唬野猪。听当地群众说,有一次野猪到地里吃苞谷,高台上的人用石头砸它,野猪发了狂,四根柱子被它咬断了一根,险些伤人。

在山区的夜晚站岗,十分难熬。冰雪腊月,身着一件单衫,在哨位上挺着让寒风吹,那风就象刀子似的,扎进骨髓里,不一会儿,人就冻木了。站完一班岗(往往是燃完一支香的时间),手冻得连枪的机柄都打不开。下岗后进了屋子,先要烤火取暖,等前胸后背四肢慢慢复苏后才能睡觉。那时,红军没有被盖,就钻进稻草堆、苞谷壳里睡觉。在寒冷的长夜里,能钻进这样的草窝里睡觉,不透风,不受寒,已经觉得很不错了。有的地方连稻草、苞谷壳也没有,只好上山砍柴烤火取暖。冬夜漫漫,大家围着火堆,前胸烤得热乎乎的,后背却依然冷冰冰,实在难以入睡。

部队警戒除了设单哨、双哨外,有时还要放班哨或排哨。这种班哨或排哨都设在山卡上,四处无遮无掩,夜晚风特别大。为了哨位隐蔽,严防敌人袭击,保证部队驻地的安全,即使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同志们也不能烤火取暖。我们身着单衣单衫,挤作一团,相互拥得紧紧的,用各自的体温温暖着战友,严守哨位。在那些时候,是战友们之间相互赤诚热爱之心,把大家紧紧连在一起;是对于革命的忠贞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使大家克服了种种艰难。

由于撤离洪湖时,夏曦丢失了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致使红三军在这一异常困难的时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经过党    的培养,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并经受了严酷战争考验的红三    军的同志们,团结在贺龙同志周围,革命斗志坚定不移。在行军的行列中,同志们虽然一个个两颊消瘦,头发蓬乱,衣衫破烂,可心里却燃烧着熊熊的革命之火。无论漫漫长夜多么寒冷,无论饥肠辘辘多么难熬,我们始终相信党,相信贺龙同志一定能领导红三军冲出险境,走向胜利。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被当作“改组派”错抓起来坐牢蒙冤受屈的同志,他们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可一旦打起仗来,发给他们枪,这些同志丝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在战场上英勇冲杀起来,有的同志还壮烈牺牲在战场上。正是这种革命精神与坚定信念支持着红三军,在这样艰难的游荡环境中,顽强奋战,苦苦拚搏。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了创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会议期间得到新情报:川军周化成部运了大批军火物资到黔江县城,城内守军只有周的少数部队。据此,会议决定红三军立即进军川东,首先占领黔江。

黔江县地处湘、鄂、川三省边界,县城是湘鄂两省进入川东南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湘鄂川黔边区“会剿”总司令刘湘害怕红军入川,已先期命令其部队在川东南各地布防。敌人还在各地大办民团,扶植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严密控制户口。周化成为确保黔江无失,又在黔江东北边界增筑碉堡,在距黔江城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地区部署了两道防线,妄图阻止红军入川。

12月20日,红三军军部向红七师下达了奔袭黔江城的命令。队伍迅速集合,师长首先向我们十九团讲话:“大村距黔江城一百二十里,命令你们团一天内赶到,相机夺取县城,为我军入川打开大门!”

当时我在红七师十九团一连当排长。我们受领任务后,立刻以急行军速度出发。同志们个个大步流星,翻山越岭,涉溪渡河,急急向前赶。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在道路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跑步前进。跑了一阵,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呼出的热气在眉毛上、鬓发上以及蓬乱的胡子上结成了白霜。

我们排有个来自房县的战士,本来有病,身体虚弱,日常行军都很吃力。这一次,为了跟上队伍,打上仗,他强忍痛苦往前跑,一面跑,一面喘着粗气,汗水顺着他暗灰色的脸颊不停往下淌。待到队伍停止跑步,进入难行走的地段,他还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为了隐蔽前进,部队有时在山涧里行军。山涧里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子,不时还有枯藤树丛挡路。我们踩碎石,攀巨岩,钻藤蔓,挥刀劈开丛树枝,连走带跑,马不停蹄地直奔黔江。

在大路坝,有一个区队的敌人与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我军仍不停地向前赶,队伍在运动中展开,成钳形飞快地向敌人扑上去。敌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一片慌乱,分不清东南西北地乱开枪。我军以凌厉的攻势,三下五除二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全歼了这个区队。

部队到中坝时,排里的那个房县战士脸色灰白,呼吸急促,行走也有些摇摇晃晃,但他仍在跑。赶到敌人设置的第二道防线中坝时,敌人早已闻风而逃。这时,那位房县的战士再也跑不动了。他用手抓扯着衣领,向前冲出两步,猛地摔倒在地上。待我们赶过去扶起他时,只见他口里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不一会儿就牺牲了。牺牲后,他依然瞪大的双眼望着前方。眼睁睁看着战友倒在自己怀里,我们心里十分难过。但军情紧急如火,我们没有时间悲伤,只能把这一切压在心底,化作杀敌的怒火。

就这样,我们一天急行军一百二十多里,冲破了敌人两道防线,终于在傍晚时赶到黔江城外。大家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嘴里冒出的阵阵血腥味,立刻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黔江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进攻。

敌人做梦也没有料到红军会突然兵临城下,更没有想到他们还未看清红军,红军已经攻到了面前。其时暮色苍茫,敌人弄不清红军究竟有多少,只听得枪声四起,爆炸声隆隆,杀声震天,仿佛千军万马到了黔江。敌人仓促应战,阵脚大乱,毫无斗志,阵地很快被我军突破。我军势如破竹,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从三面冲进黔江城。我们很快扫清了溃敌,占领了黔江城。

这一仗歼灭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周化成率残部向彭水方向备,改善了给养。我军占领黔江后,发动群众打土豪,捕杀了警察局长和大恶霸地主。红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七天内就有数百人加入红军。红三军占领黔江,威镇川军。刘湘接报后,江反扑。红三军主动撤离黔江,转移至咸丰之活龙坪一带活动。

部队在湘鄂川黔边长期处于流动状态,至l934年4月,红三军由1932年底到达湘鄂边时的九千人锐减为三千人。

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离开洪湖革命根据地一一年多,为什么越走路越难?为什么越打人越少?为什么根据地一再建立不起来?如此无目的地游荡,究竟会将红三军引向何方?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同志提出:“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1934年6月,中央分局在沿河之枫香溪召开会议,多数领导坚决反对继续无目的游荡,主张在红三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部队的政治机关,迅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夏曦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停止了。会上,作出了创建黔东根据地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决议义。会后,红三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整顿部队,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终于,红三军又恢复了军政治部,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重新建立起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时,党中央5月指示辗转传到了湘鄂川黔边。中央指示批评了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

由于抓“改组派”的印象实在深刻,所以,在刚刚开始重新登记党员时,有不少同志有顾虑。本来在取消党组织前是党员的,因为怕抓“改组派”,也没有搞清当时的情况,不敢去登记,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开始时我也未登记,后来张宏伦向我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的精神,并进行解释说明,我才去登记,重新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之后,我调到红七师二十一团三连任指导员。

红三军当时所在的沿河县枫香溪一带,情况比较好。这里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横贯其中,西有乌江天险,北与四川酉阳、秀川接壤,东有梵净山为屏障,适合游击作战。这里的人民群众深受军阀、地主剥削压迫,极为贫苦,有着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又由于这一带地处两省交界,敌人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于我军尽快开展工作。贺老总与关政委多次向部队强调创建黔东根据地,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一面对敌作战,一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群众工作。

由于“肃反”错误开始纠正,党团组织得到恢复,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红三军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这一地区打开了局面。l934年9月,已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域的黔东苏区。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很大的一个转变。红三军结束了撤出洪湖苏区以来的游荡生活状态,部队得到了一定的休整补充,并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