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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至l934年4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全面统治，红三军撤出洪湖苏区，转战七千里，在湘鄂边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这个历史时期，就全党而言，从l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窃据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统治，使全党、各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各处红军先后遭到极其严重损失，直到l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为止。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危害长达四年。就湘鄂西地区的具体历史而言，1931年3月，夏曦被中央派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中央代表身份组织中央分局开始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起，至l934年4月，三年多的时间内，推行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苏区丧失、红军损失惨重。这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军最严重危机的时期，与各大  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相比，亦是危害最重，损失最大的。

“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的全面贯彻，洪湖苏区的丧失

(1932年1月——1932年10月)

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二十七人，代表  二万二千多党员(包括红军中的党员二千五百三十六人)。1931年，洪湖苏区党员曾达到三万余人，由于敌人的“围剿”和水灾，党员减少到一万三千余人。经过半年的斗争，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党员又增加九千余人。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首先是为了全面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并在中央所谓反立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旗帜下，统一湘鄂西党组织的认识，以便高举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的大旗，把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贯彻推行下去。其次，由于夏曦组织并领导湘鄂西中央分局已近一年，坚持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各项政策，使苏区各方面工作都存在严重错误，早已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大会许多代表也希望通过“四大”的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善领导，争取革命工作的胜利。

大会听取了夏曦的政治报告后，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评夏曦的达七十余人。后来，万涛等同志重提过去争论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如迎接三军、襄北军事行动、处分九师领导、取消红三军军部和各师师部改为五个团等等，严肃地指出了夏曦的错误之后，大会代表除少数几个人外，几乎全体支持万涛对夏曦的批评。

原来，夏曦自1931年到洪湖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蛮横无理，滥用职权，引起了湘鄂西党政军领导同志的不满，而夏曦却坚持己见。这次会议，是夏曦的“左”倾冒险主义与亲自参加创建湘鄂西苏区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广大干部所代表的正确意见之间的斗争的爆发点。为此，分局和省委先后派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告夏曦的状。不久，宋盘铭带回中央指示，中央肯定了九师接回三军及三军南下的行动，但在总的路线上，又极力支持夏曦，这样，暂时缓和了湘鄂西党内的斗争。

这次“四大”的召开，由于夏曦的政治报告所引起的分歧，重新把这些并未解决的重大原则分歧提出来了，大会如能这样分清是非地开下去，并能改变夏曦的错误，对湘鄂西党组织的前途将会产生十分积极的效果。

但是，正在这重要的时刻，去中央的尉士均返回洪湖，参加大会，致使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去中央汇报时是对夏曦一系列错误并坚持不改深为不满的。但是到中央后，“左”倾的中央认为需要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

尉士均接受了中央指示，此时，中央又派了一位代表和尉士均一起回洪湖。途中，他又向尉士均做了说服工作，使尉士均进一步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在党代表大会上极力为夏曦辩解，并指责万涛、段德昌、中央巡视员兼省军委委员潘家洵等多数同志对夏曦的批评是错误的。这位中央代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把万涛等同志对夏曦的许多严重错误所做的抵制和批评，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于是大会形势陡转，绝大多数代表只能表示在组织上服从于中央的结论。一些同志则转而批评万涛等。大会接受了夏曦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他所起草的《政治议案》，以及关于职工运动、经济及财政问题和组织任务等决议案。

夏曦得到中央有力支持，更加无所顾忌地作了蛮横的错误政治结论。他指出，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他宣布，与他进行原则斗争的同志，一部分是“阶级敌人”，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说他们“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遭受部分失败就到党内寻找失败的负责者的人，他们对领导的正确发生怀疑，是失败情绪的表现”；再一部分人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了解”的人，他们与“立三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分开。

夏曦在大会上又给万涛重新作了结论，说万涛不仅不在党内揭露自己的错误，反而团结一部分人和反党分子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企图使临时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是反党活动，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

夏曦在其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红三军南下后军事行动是一贯错误的，并指责贺龙不赞成消灭富农也是错误的。

大会的决议接受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全部观点，并选出了以杨光华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会。

自从l931年8月九师北上、三军返洪湖以来，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至此作了结论。以夏曦为首的少数领导者在“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支持下，继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过火地批判了邓中夏的错误之后，又以同样方式和手段打击了一大批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有巨大贡献、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负责干部。

《政治决议案》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方面，认为“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作更广大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摆在我们面前了”，“在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中国和经济总危机形势下，苏维埃和红军得着伟大的胜利，城市的和平反帝运动，转变到反对国民党的直接行动，企图建立民众政权……国民党在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宣告破产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现在革命形势的特征是反帝潮流与土地革命的汇合，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反帝斗争日益开展与配合，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将更推动这种发展的形势，而走到武装暴动的道路。而且各个苏维埃区域走向汇合的形势，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主要和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造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因而过去不占领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的估计，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总之，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背离了毛    泽东同志指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经过    长期斗争，最后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所以，这实质上是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关于形势部分的翻版。

关于发展方针和方向，依据中央“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京汉铁路的形势”的决定，大会决议中进一步肯定了l931年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会师武汉的方针，以之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夏曦更十分强调向应城、云梦、孝感方向发展。而这一带交通发达，靠近武汉，反动统治较强，是敌人重兵聚集之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企图迅速夺取这些区域，当然是“左”倾冒险的主观主义的战略发展方针。

有“左”倾路线对总形势的估计，有依此而制定的发展方向，也就必然在错误估计敌我力量前提下而制定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因此，大会决议为准备粉碎敌人“围剿”制定了一个“进攻的战略”，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反革命“围剿”苏区的总任务之下，集中力量向敌人展开“胜利的进攻”。要红军与敌人决战，不停的作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能向敌人作坚决的进攻，反革命就会必然失败。这个进攻的战略是导致后来红军在军事上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土地问题上，决议根据“左”倾错误的土地改革，强调彻底平分一切土地，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并要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这个违背民主革命基本任务的路线不仅打击了富农，也打击和伤害了中农，甚至造成了赤区群众与白区群众严重的对立，迫使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向敌人，使自己遭到孤立、脱离群众，这同样是导致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肯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使坚决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以夏曦为代表的少数领导人全面取得了湘鄂西党政军的领导权，又制定了一系列“左”的决议案和战略方针，这就完全巩固了“左”倾冒险主义对湘鄂西党组织的统治。

1932年2、3月间，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在军事问题、作战方针及对红三军的要求等方面，进一步作出了“左”的指示。指责红三军进行灵活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旧”、“保守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红军不断进攻，要“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从此，红三军就被迫不停顿地强攻硬打，似是主动，实为被动。在强攻京山未克时，敌以六个旅的兵力向襄北地区开始了进攻，红三军则奉命与敌决战。3月30日与敌主力在瓦庙集相遇，敌筑工事坚守，我军则猛打强攻，激战七天七夜，形成相持状态。最后，我军无力再攻，敌军也无力反扑，敌军伤亡二千余人，而我军伤亡更大，兵员、弹药补充困难，开始转化为被动局面。敌军总指挥徐源泉在评价这次战役时曾认为，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而湘鄂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却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没有的事”，“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根本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敌我有生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出发，将致命的消耗战说成是伟大胜利，将错误说成是正确，将荒谬说成是真理，正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大特点。

瓦庙集战役后，中央分局及军委分会不顾红三军急需补充休整，强令红三军“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去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安陆为中心的京汉路，向敌人进攻。红三军奉命开始进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进行许多战斗，如袭应城、围京山等，由于敌人依城坚守，又变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收效不大，战果其微。

5月，敌军转为主动，首先以二十个团的兵力“清剿”危及敌军补给线的刁汊湖苏区。中央分局指令红三军“全力消灭进攻之敌”。红三军主力即向敌猛攻，在张家厂将敌一个旅又一个团包围，屡次猛攻不克，各路敌军来援，我军难于堵拦，即主动撤退。此次张家厂战役持续八昼夜，我军以极其英勇顽强的精神向敌军进行分割、包围、猛攻，但由于我军装备和人数均处于劣势，又是疲惫之师，结果，敌人伤亡八百余，我军伤亡一千三百余人，又打了一个得不偿失的大消耗战。敌人有不断的兵员和弹药补充，并可不断调来新的兵力，而我军兵员来源困难，武器弹药大部分要靠打胜仗从敌人那里夺取。这种形势下，消耗战的结果只是大大消耗了红三军，削弱了红三军。尽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夏曦等同志却视而不见，依然炫耀所谓空前未有的激战和胜利。

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北地区苦战之际，宜昌、沙市地区的川军以十余团兵力进犯襄南洪湖苏区。而苏区内只有一个警卫团及地方武装和军校学生阻击敌军，形势严重恶化。红三军主力奉命撤离襄北，回援苏区。红三军九师迅速赶来，全师每人只带五天粮食，有限弹药，却由于在苏区内部作战，得到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加之我军战术得当，敌军骄狂，孤军深入，终于在新沟嘴地区诱歼敌三个多团，生俘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其他敌军急忙撤退，我军截击退敌，又歼灭其一部。由于川军进攻洪湖苏区中心新沟嘴失败，襄北鄂军也急忙撤退，未敢再犯。这一战役的胜利使洪湖苏区稍呈稳定，红三军也稍有补充。但是“左”倾的领导者不能认识这是发扬我军之长，击敌之短，有效打击敌人的进攻这个真理，更不能从敌我力量和主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出发，仍命令红三军再往襄北攻打应城、皂市、京山，去作徒然消耗的进攻。

1932年6月，蒋介石组成“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凋集五十万军队向各苏区和各主力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6月底，敌以左路军十余万众开始了向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同时，敌配合以政治进攻、经济封锁、构筑碉堡、纠集地主武装、推行保甲制、“十家联保”、“连坐法”等等措施。

敌主力首先攻我襄北地区。红三军迎战近一个月，至7月底，主力撤出襄北，转往襄南，而敌军也侵入了襄南地区，同时开始了对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大举进攻。8月中旬，敌全面进攻开始，而夏曦同志却令红三军七、八两师强攻敌人有坚固工事据守的沙市、荆州、皂市。我军强攻，终未克敌，不得不撤退。此时，敌大军压境，威胁到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及政府机关、后方医院、工厂的安全。红三军领导提出集中主力转往外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的建议。贺龙同志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襄北，实施机动作战，选择敌弱点歼敌一部，就可能迫使进攻苏区之敌后撤，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夏曦不同意这些建议，他认为应该防守与牵制兼顾，断然决定将红三军分兵两路，以七师及警卫团、地方武装归夏曦指挥，固守苏区。另路以八、九两师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离开洪湖，先打川军，后往襄北。在这种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硬将红三军主力分开，两个拳头打人，当然势必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

8月底，敌军犯洪湖，七师及警卫团在夏曦指挥下奉命固守新沟嘴、柳关、杨林寺等中心区狭小地带。在强敌围攻下，仅8月31日一天的单纯防御作战中，七师就损失了一个多团，师政委、三个团长、一个团政委英勇牺牲。此后，仍不顾伤亡，分兵把口，节节阻击，直到9月初，洪湖中心地区大部沦入敌手。由于夏曦根本没有预想撤退，所以后方党政机关、医院、工厂也未作撤退和转移的准备。敌人侵入后，苏区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到惨重损失。这时，整个洪湖革命根据地只剩下四五十里的狭小地带，守卫的红军兵力也只剩下损失很大的七师和部分地方武装。夏曦在惨败之后变为惊慌失措，决定：一、令红三军返洪湖或在襄北牵制敌人；二、于最短期间发动游击战争；三、亲率七师突围，留监利、沔阳独立团及各游击队和省委机关在洪湖坚持斗争。这不难看出夏曦这个决定的矛盾和混乱。命令红三军或返洪湖，或留襄北，而自己却又率七师突围；游击武装已大部集中在这块狭窄地带，又怎能在最短期间发动游击战争?因此，这个决定自然是无法执行的了。夏曦将这个决定报告中央苏区中央局后，收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和苏区中央领导同志的复电。电报指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少的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上次将三军分为两部行动是不利的。尤其在目前国内战争条件下，红军与敌人作不能消灭他们的几天持久战，更不利。现在中心区只有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师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困扰敌人，而不应照中央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中央军委这个指示是正确的、恰当的。但是，夏曦不接受这个指示，直到11月洪湖苏区已经丧失，三军转移到陕南竹林关时，夏曦才将中央军委这个电报精神告诉了贺龙、关向应。当然，这已经无补于事了。

9月初，第七师和地方武装在新沟嘴、杨林关地区蒙受很大损失后，临时进行了整顿；部分地方武装补充七师，夏曦率七师等地方部队由新沟嘴地区出发，经柳关、涟刀河向江陵沙岗地区仓促转移。沿途数次遭敌侧击，部队又受到不小损失，电台丢掉，从此与中央和友邻根据地失去了电讯联系。到达江陵沙岗地区后，夏曦指示七师向北突围，到襄北、大洪山地区寻找三军军部及与八、九师会合。并希望七师向北突围后能调动敌人尾追七师，以减轻敌人对沙岗苏区的压力，使各地退下来的独立团、游击队继续在此地坚持斗争。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七师的行动只是牵动了少数敌人。此时，在湘鄂边苏区的王炳南独立团因苏区失败，远征来到江陵沙岗地区，和夏曦会合了。由于形势日蹇，夏曦决定新成立独立师，以王炳南独立团为第一团，沔阳独立团及部分游击队等组成第二团，王炳南任师长，卢冬生任政治委员。不久，夏曦率独立师由沙岗出发，向北突围，行至浩子口以东至三柴河与敌遭遇，先胜后败，被敌割为二段。夏曦、王炳南率一团及二团一部渡过了西荆河，进荆门地区到达旧口，渡过襄河，进入大洪山，找到三军会合了。师政委卢冬生率二团大部及组织苏区随逃的群众一起转往远安地区，与荆当远独立团会合了。

洪湖苏区内其余零星武装也纷纷寻路突围。较大一股武装是监利、沔阳、江陵地方武装共七百余人编为独立营，由省主席崔琪率领转往华容东山。在东山战斗中，崔琪牺牲，部队也逐步失败。另一股武装二百人左右，由杨光华率领退到江陵、长湖地区附近坚持斗争。不久，杨光华执行原定的任务去上海，这股武装也就散了伙。还有许多股则逐步失败了。

至此，经过五年艰辛创造的以洪湖地区为主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被敌侵占。“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地区执行的结果是红三军遭到严重损失，反“围剿”斗争失败，苏区丧失了。

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丧失，红三军受到严重损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是“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党组织全面贯彻和全力推行的结果。在经济上，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与富农坚决斗争的土地政策，不仅打击了富农，也严重损害了中农利益，把大量农村中的团结力量推向敌人营垒，造成了自己的孤立．根据地的不稳固。否定了行之有效的累进税和团结中小商人的政策，实行没收中小资本家的政策，毁掉了苏区的经济，使苏区以外的商人望而却步，使交通便利的苏区买不到药品盐糖。敌人千方百计实行经济封锁而根本封锁不住的经济，被“左”的政策封锁住了。在组织上，否定了过去创建苏区时任用和选拔干部于艰苦斗争之中，大胆使用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样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实行唯成份论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排斥了大量知识分子和非工农出身的有丰富实践斗争经验的干部，否定了民主和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宗派主义家长制独断专行的统治，打击和排除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者，而他们大多数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在军  事上，否定了多年实践和流血牺牲得来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以及其它宝贵的军事经验，实行了无休止的进攻、再进攻、猛烈进攻，强行命令红军进行不顾客观条件的攻坚战、阵地战、阻击战和分兵把口，“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最为严重的是，从l932年5月战斗紧张之时起，开始了极其残酷的“肃反”运动。

另一主要原因是敌人以强大兵力进行“围剿”。但是，如果军  事路线正确，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战术适宜，这个敌军强大的因素是可能克服和改变的。敌人此次进犯洪湖苏区所用兵力为十万余人，而我军及主要地方武装的兵力达三万余人，不是过分悬殊，也不是没有粉碎敌人围攻的可能性。回顾周逸群同志主持湘鄂西特委在与敌人进攻斗争的时期，于1930年冬红二军和大部分游击队离开苏区后，敌人第一次“围剿”，用于“围剿”的兵力为五个师又七个旅，按国民党陆军编制，兵力至少在七八万人以上。而我重新组成游击武装江左、江右军共八个大队，加上一个独立团，共有兵力仅仅数千，却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并扩大了苏区，加强并壮大了红军。由此证明，敌人的强大不是不能打败的。

历史的教训又一次证明，中央错误路线的推行，可以使一个兴旺发达的大块革命根据地丧失，可以使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遭到惨重的失败，可以把一个极好的形势转化成为极恶劣的危险的严重的形势，可以使数万人的红军削弱到仅数千人的红军。历史的教训同样证明：一个从上而下，从第三国际到党中央灌下来的错误路线，只能由第三国际或党中央去纠正、去改变或克服。下级党组织在一定时期内要能够有效地抵制是很困难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几乎全体代表抵制夏曦全力推行“左”倾错误，但经中央几次全力支持夏曦，压制持正确意见的绝大多数，从而即使是绝大多数也不可能改变本地区主要领导的错误，更何况改变中央的错误。历史的教训又证明，在“左”倾错误领导已经控制了党政军大权之后，依然可能获得局部的个别的胜利，例如新沟嘴战役消灭川军三个多团的歼灭战等等。那是因为有英勇的红军，有苏区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有敌人孤军深入的错误。绝不是因为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有什么正确之处。而这种局部的个别的胜利，也并不能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也就不可能起到扭转战略形势的决定性作用。

濒临绝境，艰苦奋斗

(1932年11月-1934年4月）

1932年lO月，夏曦率独立师一个多团会合了红三军。三军全体干部得知洪湖苏区全部丧失，悲愤已极，夏曦怕担当抛弃洪湖苏区的责任，因而不能回去又不敢远离洪湖苏区，只率红三军在大洪山一带游荡。同时，将苏区失败责任加之于反革命的破坏，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后来知道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苏区之后，夏曦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离开鄂豫皖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洪湖苏区。他以此为“理由”，决定红军转往湘鄂边地区。而这时的红三军状况是夜以继日的行军作战，部队减员没有补充，由于根据地的丧失，伤病员无处寄放，弹药奇缺，粮食困难，情报不灵，肃反扩大化又使各级组织极不健全，有经验的军政指挥员大部遭到诬害，战斗力无可弥补地大为削弱。以这样的部队，强行在敌人统治严密的地区长途远征，其危险和困难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11月初，红三军从大洪山随县北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转入伏牛山进入陕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沿鄂川边南下，越巫山，于西陵峡渡长江，终于冲破强敌的追、拦、堵、截和众多反动地方武装袭扰，于12月底到达了川鄂边地区并攻克了巴东县城。

两个月中，红三军以每日百里的行军速度行程七千里，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排除万难完成远征。部队从出发时的一万五千减为九千余人，弹药消耗殆尽，每支枪不到三发子弹。时值严冬，全军仍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更由于肃反扩大化，边行军作战，边诬害大批干部，致使党政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红三军在12月30日攻克鹤峰县城后，在毛坝休息一周。湘鄂西中央分局确定恢复湘鄂边苏区的鹤峰为后方，向湘西发展，并占领桑植城，为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息整顿的地区。夏曦虽同意恢复苏区，却不同意休息整顿，并提出洪湖苏区的失败主观上的错误主要是“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他不顾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决定在红三军进行清党并继续肃反。

这时，湘西军阀国民党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得知红三军来到，慑于红三军过去的声威以及贺龙在湘鄂边地区的威望，即来信表示以让出部分地盘为条件，希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红三军师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后，一致认为可以达成协议，以使我军获得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机，摆脱目前极度疲惫的困境；也可以利用土著地方敌人武装与国民党嫡系之问的矛盾，达到使我军恢复发展的目的。夏曦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的右倾”，坚决反对，并令红三军立即向敌展开进攻。

红三军在未经休整、弹药奇缺、极度疲惫的条件下，于l月26日，以七、九两师向敌防守的一个旅进攻，终于失败。28日，被迫退离桑植。这一仗，暴露了红三军的真实力量，使敌人气焰大为嚣张。敌军原来对红三军的恐惧消失，转为向我军不断进攻。

桑植失败，红三军退往鹤峰刘家寺地区，中央分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夏曦提出继续肃反，解散红三军的党团组织以及创造所谓新红军的主张。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因而未达成决议。不久，中央分局在走马坪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鹤峰周围苏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此时，卢冬生率独立师一部会合荆当远独立团与敌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l933年1月攻克兴山县城后，即南渡长江，寻找主力，2月与红三军会师于鹤峰走马坪。红三军编辖七、九两师和一个教导团，以叶光吉、盛联均分任七师师长、政委，段德昌、宋盘铭分任九师师长、政委，卢冬生、艾逸之分任教导团团长、政委。

1933年4月至7月，红三军分三部分在鹤峰地区(包括建始、宜昌、巴东部分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政权和武装，分配土地。这个边界地区山多地贫，人少物缺，部队生存都极为困难，本应集中军力团结一致向有利地区发展，而夏曦却不顾一切断然决定第三次“肃反”，诬害了功勋卓著的段德昌、王炳南等同志及大批干部。5月，又开始第四次大规模“肃反”，七师师长、政委，九师政委及又一大批干部被诬害。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夏，使红三军遭到无法弥补的严重损失。

1933年3月下旬，夏曦悍然作出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机关的决定。他说：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都是“改组派”，党的活动已为“改组派”所利用，并在群众中公开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分子”把持的团体。从此，红三军没有了党、团组织。部队中的民主空气全无，恐怖、戒备、人人自危的空气笼罩着红三军，严重削弱了对敌斗争、地方工作的开展，致使群众不能发  动，红军无力扩大，苏区难以形成，敌人的进犯更难以打破。

1933年6月，敌人组织四个旅又五个团向红三军围攻，侵占了我全部地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研究开辟新苏区。贺龙、关向应提出由点到面，有步骤发动群众，对敌斗争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免得树敌太多。夏曦指责这种建议是“革命不彻底”的方法。经过激烈争论，加之红三军已经没有力量对付敌人，兵微将寡，危机重重，这才促使夏曦不得不为生存而接受贺龙等的建  议。会后，红三军展开活动，建立了一些工作基点，争取了部分“神兵”武装编人红军。但敌人又围拢来了。lO月，敌人进攻，军部及九师只得在湘、鄂、川边境地区往返流动，年底，又退到鹤峰山区。夏曦率七师又公然推翻会议决议，并未巩固苏区，而去松滋、西斋、磨盘州，去打敌保卫团，后转泥沙返回。由于只着重外线远途奔袭，并将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的零散游击武装编入七师，致使许多坚持斗争的小块地区也全部丧失。七师虽在多次战斗中给敌军以一些打击，但也遭受了伤亡和消耗。12月上旬他们与三军军部及九师会合。会师后，进至咸丰大村，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放弃了恢复湘鄂边的决定，提出了创造湘鄂川黔边新  苏区的任务。

12月下旬，红三军进入四川，攻占黔江县城，歼敌一个团大部。敌军来攻，红三军又撤离黔江，转入咸丰、利川境内，留下特务队分队长刘汉清和副官花顺桃负责照顾伤病员，以后将痊愈的伤病员自动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团。会师后编为五师十四团。

1934年1月初，红三军突然袭占利川县城，俘敌百余。此后即转入湘西、贵州边境。从1月至4月，红三军的处境正如夏曦后来检查中所说的，是“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陷入麻痹和消极状态”，因此，创造新苏区计划未能实现。

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后，在湘、鄂、川、黔边境地区转战了一年多，由于夏曦坚持继续贯彻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结果只有损失，没有补充，新建苏区不成，原有小块地区及小股游击武装又被搞垮而失败，使红三军和地方武装从一支三万余人的大军减少到两千余人，真是濒于覆灭的边缘。仅仅是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忠贞和对土地革命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以及由于贺龙等代表正确方向的领导同志不断与夏曦进行十分困难的争论，尽管收效甚微，但也因为有这些领导人的存在才使广大指战员抱有希望，不然是有可能全军覆灭的。

从1927年底，湘鄂西地区开始武装斗争之后，经过许多同志流血牺牲，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组织红军和游击队，积五年努力，造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包括了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房县地区等革命根据地，组织了以红四军、红六军为核心的红二军团(即后来的红三军)和众多的地方武装，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局面。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全面贯彻，结果丧失了全部革命根据地，红三军也处于极端危急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