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冬生同志二三事--------仇太兴
1932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三军主力被迫转移到襄北地区外线寻机作战，洪湖苏区各县游击队党政群机关也准备突围。我潜江县游击队因反动军队9月初占领了县城，便转移到江陵县境内的土地口一带活动。这里有湘西独立团和江陵、监利、沔阳等县的游击队。经过几天动员，整编组成独立师，师长王炳南，政委卢冬生。因我在师属骑兵连当通信员，随时跟着熊连长去师部接受任务，有时还要我送信亲自交师首长，这样我就认识了卢冬生政委。由于接触机会多，不久就很熟悉了。卢政委一见我的面就亲热地叫我仇娃。虽说时间相隔半个多世纪了，每当我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卢冬生同志那高大魁伟的身材，那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独立师到达荆、当、远革命根据地时，远离中央和贺龙同志的领导。因在突围中王师长带一个团与我们失掉联系，这时，卢政委一个人承担起领导独立师的重任。他在百忙中抽空到骑兵连听取连长汇报部队的思想情况。当听到骑兵连进山后，既缺草料又买不到马掌，在山区石头道路上行走，马掌坏得快，有些马走起来一走一拐时，卢政委说：“熊连长，马匹是你连的主要战斗力，要很好爱护马匹。你们平时爱护它，到战时它就爱护你啊!要想办法派人出去买马掌。”不久，我们骑兵连活动也多了，在巡检司一带休整一个多月，马匹很快恢复了健康，又膘肥体壮了，马掌也找铁匠解决了。
1933年2月，独立师在走马坪同红三军主力会合了。部队随即取消独立师，分别编入七、九两个师，另一部分改称教导团，卢冬生同志任团长。4月的一天，卢团长也被抓起来了，说是“改组派”。后来听说贺龙军长知道后，就问军部的保卫部长姜奇：“冬生也是改组派呀!他单独率独立师从洪湖苏区突围出来，到处找我们红三军会师，还用骡马驮来了大批银元交给我们，这样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干部，也成了改组派?你考虑!赶快把他放出来。”把他放出后，我们教导团编入七师，卢冬生到七师任师长。他顾全革命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又继续坚定地为革命工作。
1934年5月，红三军奔袭四川的彭水城，七师是军的前卫部队。我们侦察连全体化装穿着国民党军队制服，还有领章、帽徽，打着一面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旗(平时侦察员都保存一套国民党军装，准备必要时化装用)。我们侦察连集合后，卢师长前后左右看了一遍，说：“你们化装得不错，一定要化什么象什么。要化装农民，就象农民，要化装商人，就得象商人。”接着又说：“来演习一下好不好?”战士们回答：“好!”卢师长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有几个战士回答：“是中央军。”卢师长又笑着问：“为什么要说是中央军呢?”有一个战士说：“因彭水城住的是保安团，系地方杂牌军，它们遇上中央军就老实，不敢调皮，让我们进城。”卢师长笑了，高兴地说：“你们答对了，现在就看你们的行动了。”这天冒着大雨急行军，行程一百五十余里，赶到离城还有几里路时，两山之间有一个山口，这里有一十余户人家，敌军一个排就驻在这里，村头上只放了两个哨兵。这时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难走，侦察连前卫班走到敌人哨兵面前时，这两个哨兵一左一左一右正在迷迷糊糊地打盹。王班长夺了他们手中的步枪，对哨兵说：“你们放哨不注意，还睡觉，要受处罚。我们是中央军，要路过此地。这里驻有多少部队?”两个哨兵连声说：“这里住一个排，三十余人，有排长。”接着，哨兵带我们去见这个排长。就这样，一枪未发，就活捉了该敌排长等二十余人，但跑掉了几个人。我连跑步闯进县衙内，县太爷还在办公房。我们一进门，他就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答：“我们是中央军。不准动，跟我们走。”他又说：“老总们要有事，商量办。”“先跟我们走，以后再说。”这座城既无城墙，又无城门，东西靠山，西临乌江，该城就在大山脚 底下，地势奇特，易守难攻，加上天然的乌江河障碍，水深流急，渡河很困难。后来问这位县长：“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说：“我前天听说红军到了黔江一带，不知你们这样快就到这里了。”
第二天清晨，卢师长就到侦察连来了，他对我们朱连长说：“部队准备在此地休息两天，你们要把这次的化装经验总结一下，特别是接触敌人时，事先要准备好，要作到对答流利，不能卡壳。”
1934年l0月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后，七师改为四师。为策应一方面军长征，开辟新根据地，在湘西的永顺、龙山、龙家寨等地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打了几个大的歼灭战，有力地配合了一方面军的突围作战和战略转移。1935年8月下旬我二军团四师进占津市，第二天卢师长来到团部，团政委杨秀山向师首长汇报部队情况说：“今天清早天未亮，敌人一个班从澧水河上乘坐一艘小火轮刚靠岸时，在码头警戒的二连一个排机智灵活将上岸之敌全部俘虏，其中有敌。个军需官，他说：‘船舱里有十几个新木箱子装的银元，是送军饷来的’。因该市保安团千余人听说红军要来，先一天晚上弃市逃跑了，我团利用黑夜摸进津市的。”卢师长听完杨政委的汇报后，兴奋地说：“这好噢!敌人送来多少，你们就照收多少，不开收条。”这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1934年l2月，四师在桃源地区的浯溪河、高梁坪战斗中，卢师长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到结束。后来转移到临时后方塔卧治疗养伤，据说在医院接受两次大的手术，均无麻醉药品，只能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做手术。伤愈后右腿成了残废，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伤好后，他又回到四师重新工作了。
1935年6月中旬在忠堡战斗中，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我四师十团把敌人师部压缩在一个小高地上，敌师属手枪连仍作垂死挣扎，顽固抵抗。在那时，一个手枪连就算很现代化了。敌人拚命固守了一天一夜。我十团发起多次冲锋，付出了很大代价，均未成功。敌人几次企图突围也未得逞，最后敌人精疲力尽，弹尽粮绝，又渴又饿。卢师长下令：“你团要坚决攻下这个阵地，这是敌人师指挥所。”部队组织好多种火力，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弹，象冰雹似的落到敌群中。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终于打退敌几次反扑，夺取了敌阵地，全歼了这股顽敌，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当时，张振汉说：“我是师长，要见你们上级。”十团一个班把他送到师部来了。卢师长一见战士们， 就说：“你们辛苦了。”张振汉见到卢冬生师长，忙说：“我有罪，我有罪!”卢师长说：“不要怕，我们优待你，你我都是老‘战友’啊!”
同年8月，我二军团四师设伏于板栗园地区，准备歼灭在运动中的敌八十五师。四师十一团第三连埋伏在一个突出的小山包上，看到于河沟里敌人行军纵队正在行进中，又看到团指挥所发出的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连司号员急吹冲锋号，刹时，全连同志如猛虎下山，英勇顽强地向敌人展开搏斗，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展开队形应战，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击毙了敌师长谢彬。我在这次战斗中头部负伤，用绷带包扎后，仍然随连队行动。卢师长一见我就问“仇娃又负伤了。”
我说：“轻伤，不要紧，敌人子弹把我头上擦破了一点皮。”接着我又说：“师长，你看我还是个娃娃呀!”卢师长微笑着说：“我这个人就爱带娃娃兵。娃娃兵过一年，长一岁，大有希望啊!”他离开我连时，叫警卫员留下一匹马给我骑。我说不需要，警卫员就牵着 马跟我走，我也就不客气地骑上了。我从内心里感谢师首长对我这个小文书的关心照顾。
长征中，从甘孜北上时，我的疟疾病发了，先是全身寒冷，后就是高烧，头昏眼花，身体很难支持，带的干粮(炒面)也糊糊涂涂地吃光了，又病又饿，实在到了要命的时候。卢师长发现我的炒面吃完了，就问：“太兴，你是不是断粮了?”我说：“就是!”他对警卫班长罗坤山同志说：“把我袋子里的给小文书一些。”罗坤山给了我几斤。我内心明白，首长的炒面也不多，给我这么些救命粮，真使我永世难忘啊!
这一段艰苦路程主要是粮食更加困难，每个人只有四五斤炒面。部队在阿坝休息了几天，也未补充一粒粮食。卢师长先告诉各团领导干部，说：“糌粑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绝不能浪费一点。吃出草地就好了，中途再无给养补充了。”这说明卢师长对同志们吃饭问题的深切关心，提前向大家打招呼，使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年9月初，我二军团走出了雪山草地，进到哈达铺。卢师长在团级千部会上说：“要告诉全体同志，今后我们有饭吃了，要慢慢恢复胃的消化功能，绝不能暴饮暴食。”我军一到哈达铺，战士们就买老乡的烧饼，边走边吃，渴了就喝凉水。凉饼子在胃里膨胀，受不了，个别人给胀死了。卢师长看见后立即告诉同志们：长时间未吃过饱饭，饿得每个人心里都发慌。现在有饭吃了，绝不能暴饮暴食，那是很危险的，要给大家把道理讲清楚。
1937年8月，我军改为八路军，二军团改编成一二0师三五八旅，四师编成七一五团。这时，听说卢师长到苏联学习去了。从此分别，再未能见他一面。据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从苏联回到东北不幸遇害。我在他身边工作前后达五年之久，这是战火纷飞的五年，是艰苦奋斗的五年。他那爽朗踏实的作风，他从来不知忧愁的革命乐观主义，使我至今难忘。
卢冬生同志二三事
仇太兴
1932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三军主力被迫转移到襄北地区外线寻机作战，洪湖苏区各县游击队党政群机关也准备突围。我潜江县游击队因反动军队9月初占领了县城，便转移到江陵县境内的土地口一带活动。这里有湘西独立团和江陵、监利、沔阳等县的游击队。经过几天动员，整编组成独立师，师长王炳南，政委卢冬生。因我在师属骑兵连当通信员，随时跟着熊连长去师部接受任务，有时还要我送信亲自交师首长，这样我就认识了卢冬生政委。由于接触机会多，不久就很熟悉了。卢政委一见我的面就亲热地叫我仇娃。虽说时间相隔半个多世纪了，每当我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卢冬生同志那高大魁伟的身材，那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独立师到达荆、当、远革命根据地时，远离中央和贺龙同志的领导。因在突围中王师长带一个团与我们失掉联系，这时，卢政委一个人承担起领导独立师的重任。他在百忙中抽空到骑兵连听取连长汇报部队的思想情况。当听到骑兵连进山后，既缺草料又买不到马掌，在山区石头道路上行走，马掌坏得快，有些马走起来一走一拐时，卢政委说：“熊连长，马匹是你连的主要战斗力，要很好爱护马匹。你们平时爱护它，到战时它就爱护你啊!要想办法派人出去买马掌。”不久，我们骑兵连活动也多了，在巡检司一带休整一个多月，马匹很快恢复了健康，又膘肥体壮了，马掌也找铁匠解决了。
1933年2月，独立师在走马坪同红三军主力会合了。部队随即取消独立师，分别编入七、九两个师，另一部分改称教导团，卢冬生同志任团长。4月的一天，卢团长也被抓起来了，说是“改组派”。后来听说贺龙军长知道后，就问军部的保卫部长姜奇：“冬生也是改组派呀!他单独率独立师从洪湖苏区突围出来，到处找我们红三军会师，还用骡马驮来了大批银元交给我们，这样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干部，也成了改组派?你考虑!赶快把他放出来。”把他放出后，我们教导团编入七师，卢冬生到七师任师长。他顾全革命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又继续坚定地为革命工作。
1934年5月，红三军奔袭四川的彭水城，七师是军的前卫部队。我们侦察连全体化装穿着国民党军队制服，还有领章、帽徽，打着一面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旗(平时侦察员都保存一套国民党军装，准备必要时化装用)。我们侦察连集合后，卢师长前后左右看了一遍，说：“你们化装得不错，一定要化什么象什么。要化装农民，就象农民，要化装商人，就得象商人。”接着又说：“来演习一下好不好?”战士们回答：“好!”卢师长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有几个战士回答：“是中央军。”卢师长又笑着问：“为什么要说是中央军呢?”有一个战士说：“因彭水城住的是保安团，系地方杂牌军，它们遇上中央军就老实，不敢调皮，让我们进城。”卢师长笑了，高兴地说：“你们答对了，现在就看你们的行动了。”这天冒着大雨急行军，行程一百五十余里，赶到离城还有几里路时，两山之间有一个山口，这里有一十余户人家，敌军一个排就驻在这里，村头上只放了两个哨兵。这时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难走，侦察连前卫班走到敌人哨兵面前时，这两个哨兵一左一左一右正在迷迷糊糊地打盹。王班长夺了他们手中的步枪，对哨兵说：“你们放哨不注意，还睡觉，要受处罚。我们是中央军，要路过此地。这里驻有多少部队?”两个哨兵连声说：“这里住一个排，三十余人，有排长。”接着，哨兵带我们去见这个排长。就这样，一枪未发，就活捉了该敌排长等二十余人，但跑掉了几个人。我连跑步闯进县衙内，县太爷还在办公房。我们一进门，他就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答：“我们是中央军。不准动，跟我们走。”他又说：“老总们要有事，商量办。”“先跟我们走，以后再说。”这座城既无城墙，又无城门，东西靠山，西临乌江，该城就在大山脚 底下，地势奇特，易守难攻，加上天然的乌江河障碍，水深流急，渡河很困难。后来问这位县长：“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说：“我前天听说红军到了黔江一带，不知你们这样快就到这里了。”
第二天清晨，卢师长就到侦察连来了，他对我们朱连长说：“部队准备在此地休息两天，你们要把这次的化装经验总结一下，特别是接触敌人时，事先要准备好，要作到对答流利，不能卡壳。”
1934年l0月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后，七师改为四师。为策应一方面军长征，开辟新根据地，在湘西的永顺、龙山、龙家寨等地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打了几个大的歼灭战，有力地配合了一方面军的突围作战和战略转移。1935年8月下旬我二军团四师进占津市，第二天卢师长来到团部，团政委杨秀山向师首长汇报部队情况说：“今天清早天未亮，敌人一个班从澧水河上乘坐一艘小火轮刚靠岸时，在码头警戒的二连一个排机智灵活将上岸之敌全部俘虏，其中有敌。个军需官，他说：‘船舱里有十几个新木箱子装的银元，是送军饷来的’。因该市保安团千余人听说红军要来，先一天晚上弃市逃跑了，我团利用黑夜摸进津市的。”卢师长听完杨政委的汇报后，兴奋地说：“这好噢!敌人送来多少，你们就照收多少，不开收条。”这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1934年l2月，四师在桃源地区的浯溪河、高梁坪战斗中，卢师长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到结束。后来转移到临时后方塔卧治疗养伤，据说在医院接受两次大的手术，均无麻醉药品，只能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做手术。伤愈后右腿成了残废，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伤好后，他又回到四师重新工作了。
1935年6月中旬在忠堡战斗中，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我四师十团把敌人师部压缩在一个小高地上，敌师属手枪连仍作垂死挣扎，顽固抵抗。在那时，一个手枪连就算很现代化了。敌人拚命固守了一天一夜。我十团发起多次冲锋，付出了很大代价，均未成功。敌人几次企图突围也未得逞，最后敌人精疲力尽，弹尽粮绝，又渴又饿。卢师长下令：“你团要坚决攻下这个阵地，这是敌人师指挥所。”部队组织好多种火力，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弹，象冰雹似的落到敌群中。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终于打退敌几次反扑，夺取了敌阵地，全歼了这股顽敌，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当时，张振汉说：“我是师长，要见你们上级。”十团一个班把他送到师部来了。卢师长一见战士们， 就说：“你们辛苦了。”张振汉见到卢冬生师长，忙说：“我有罪，我有罪!”卢师长说：“不要怕，我们优待你，你我都是老‘战友’啊!”
同年8月，我二军团四师设伏于板栗园地区，准备歼灭在运动中的敌八十五师。四师十一团第三连埋伏在一个突出的小山包上，看到于河沟里敌人行军纵队正在行进中，又看到团指挥所发出的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连司号员急吹冲锋号，刹时，全连同志如猛虎下山，英勇顽强地向敌人展开搏斗，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展开队形应战，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击毙了敌师长谢彬。我在这次战斗中头部负伤，用绷带包扎后，仍然随连队行动。卢师长一见我就问“仇娃又负伤了。”
我说：“轻伤，不要紧，敌人子弹把我头上擦破了一点皮。”接着我又说：“师长，你看我还是个娃娃呀!”卢师长微笑着说：“我这个人就爱带娃娃兵。娃娃兵过一年，长一岁，大有希望啊!”他离开我连时，叫警卫员留下一匹马给我骑。我说不需要，警卫员就牵着 马跟我走，我也就不客气地骑上了。我从内心里感谢师首长对我这个小文书的关心照顾。
长征中，从甘孜北上时，我的疟疾病发了，先是全身寒冷，后就是高烧，头昏眼花，身体很难支持，带的干粮(炒面)也糊糊涂涂地吃光了，又病又饿，实在到了要命的时候。卢师长发现我的炒面吃完了，就问：“太兴，你是不是断粮了?”我说：“就是!”他对警卫班长罗坤山同志说：“把我袋子里的给小文书一些。”罗坤山给了我几斤。我内心明白，首长的炒面也不多，给我这么些救命粮，真使我永世难忘啊!
这一段艰苦路程主要是粮食更加困难，每个人只有四五斤炒面。部队在阿坝休息了几天，也未补充一粒粮食。卢师长先告诉各团领导干部，说：“糌粑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绝不能浪费一点。吃出草地就好了，中途再无给养补充了。”这说明卢师长对同志们吃饭问题的深切关心，提前向大家打招呼，使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年9月初，我二军团走出了雪山草地，进到哈达铺。卢师长在团级千部会上说：“要告诉全体同志，今后我们有饭吃了，要慢慢恢复胃的消化功能，绝不能暴饮暴食。”我军一到哈达铺，战士们就买老乡的烧饼，边走边吃，渴了就喝凉水。凉饼子在胃里膨胀，受不了，个别人给胀死了。卢师长看见后立即告诉同志们：长时间未吃过饱饭，饿得每个人心里都发慌。现在有饭吃了，绝不能暴饮暴食，那是很危险的，要给大家把道理讲清楚。
1937年8月，我军改为八路军，二军团改编成一二0师三五八旅，四师编成七一五团。这时，听说卢师长到苏联学习去了。从此分别，再未能见他一面。据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从苏联回到东北不幸遇害。我在他身边工作前后达五年之久，这是战火纷飞的五年，是艰苦奋斗的五年。他那爽朗踏实的作风，他从来不知忧愁的革命乐观主义，使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