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红三军在鄂西北的革命斗争--------贺彪
1930年9月，邓中夏到达洪湖苏区，接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随后，红二军团执行中央关于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两次举行南征。因远离洪湖苏区强攻津市、澧州，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被迫转移于湘鄂边地区。翌年5月中旬，敌十余团兵力合围我军。红三军(红二军团此时已改为红三军)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部队突围北上。5月l5日，红三军主力在许光达率领的红二十二团掩护下，转移到谷城县大观音堂，与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薤山游击队会合。第二天，红三军攻占石花街，歼敌六十余人。部队在此进行了五天休整，前委拟定了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计划和部队的行动方案。
鄂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道教盛行，党的影响较小，各地“神兵”力量很大。鉴于此，军首长决定对“神兵”采取争取、改造和瓦解的政策，打击反动头目，争取“神兵”群众。同时在部队进行了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护道教寺庙的教育，要求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5月21日，红三军经小店子北上时，遇到一股“神兵”阻挡。“神兵”地形熟，隐于山林中朝我们打冷枪。军首长坚持采取慎重的态度，一方面由柳直荀主任出面谈判，军政治部的同志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另一方面，要求干部战士严守军纪，不入民房，不扰群众。终于争取了这股“神兵”并由他们派出向导，向均州进发。
均州城墙坚固，由巨石奠基，青砖垒砌，白灰灌缝，城门用铁皮包制，素有“铁打均州”之称。县城三面临水，一面背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军在“神兵”的配合下，向均州发起攻击。守敌依恃城坚粮足，装备优良，拼死抵抗。激战一昼夜，我突击队用火攻破城门，突入城内，击溃守敌。我军入城后，张贴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5月23日上午，红三军在均州城内召开了追悼革命烈士大会，近万名群众参加了大会。柳直荀亲自撰拟“铁打均州被红军攻破，钢铸头颅为工农牺牲”的挽联。
我军攻打均州前后，部队有二百余名伤病员随军行动，不但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而且山区行军，颠簸震荡，伤口不易愈合，伤病员也很痛苦。贺龙等军首长为此很不安，曾多次同医务人员商量办法。后来，经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委托武当山紫霄宫道长徐本善，安置了这批伤病员。
我军攻打均州后，再攻郧阳不克，部队伤亡不少，于是退回均州。军政治部利用部队休整时机，派出精干的工作队，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先后在老营、浪河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我军在鄂西北刚一立足，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李桂中旅便与当地悍匪张连三勾结，于6月初分路向元和观、老营宫一带进攻。当地一伙“神兵”也为虎作伥，配合国民党军行动，袭击我工作队。为此，贺龙、邓中夏率主力向房县转移，计划以此为中心，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房县地处鄂川边、武当山以南，峰峦重叠，纵横千里，奇险的山势为红军开展游击战创造了条件。我军进抵房县后，积极寻找年关暴动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斗争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军政治部还举办短训班，培养地方工作干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经过短暂的工作后，中共鄂西临时分特委正式成立，柳直荀任书记并兼任房县县委书记，同时成立了房县苏维埃政府。在红三军前委和临时特委的领导下，以房县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工作迅速发展起来。红三军第一次摆脱了南征以来的被动状态，取得了休整机会，干部战士情绪高涨，积极投入到地方工作和军政训练中，千里房县出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到9月，以房县为中心建立了十四个区苏维埃政府，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县工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等。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如红色补充军、赤卫队、游击队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娃娃们成立了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站岗放哨，护理伤病员，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的实际行动教育了群众，青壮年和在校学生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部队得到了发展。临时分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经济工作，在房县设立了鄂北农业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帮助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县苏维埃政府还在房县开设了一所列宁小学，在农村兴办夜校和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红三军前委还在房县开办了红色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有红三军、游击队的基层干部、新党员，还有部分地方干部。红色干部学校开设军事、政治、经济三门课程，校长胡悌亲自讲课，前后轮训了两期学员。
同年7月末，国民党第五十一师纠合民团等反动武装约十个团的兵力，分路向房县进攻。前委分析了敌情，由贺龙率主力向石花街一带迎击敌人，以红二十二团留守房县城。8月初，敌张连三等部近三个团的兵力攻击房县。时城内红军不足千人，敌我力量悬殊。为此，贺龙率主力在石花街阻击敌人后，星夜回师房县，与红二十二团内外夹击，激战六昼夜，将敌击溃，歼敌三百余人。贺龙率主力回援房县后，敌范石生、李桂中部约六个团的兵力，经谷城、保康向苏区中心房县进攻。贺龙率部节节阻击，同时寻找有利战场打击该敌。8月18日，我军退至阡口一线，敌军误认为红军惧战，跟踪追击。隐蔽于阡口一带密林中的红军，对敌发起突然袭击，将敌先头团击溃，歼敌六十余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迫敌退守保康一带。
1931年9月中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要求，贺龙率主力从青峰出发，向洪湖地区转移。行前，军首长将留下的教导团、特务营，同均房地区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政治委员朱勉之，参谋长蔡祝封，政治部主任曾又延。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两个团，共约一千五百余人枪。同时对各地方游击武装进行了整编，编成六个游击大队。在以柳直荀为书记的临时分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主力回师洪湖，留下的武装人员不足两千人，干部战士一度对能否坚持鄂西北的革命斗争信心不足。贺龙临行前专门召开了干部会，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要求。柳直荀等还同红二十五师首长一起，深入部队，召开骨干座谈会，进行思想动员，安置病残人员，进一步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柳直荀还主持召开了房县、均县、谷城、保康四县委联席会议，健全了领导机构，对主力南下后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做了布置。
敌军发觉红三军主力离开鄂西北后，加紧了对苏区的军事进攻。9月中旬，国民党房县保安团长陈炳茂，勾结当地土匪、反动“神兵”头目，纠合匪徒三千余人，趁红二十五师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之机，袭占了房县城，逮捕了二百余名党员和苏维埃干部、革命群众。红二十五师闻讯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袭击北乡李治成匪部，然后突袭房县，救出干部和群众。17日，红二十五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奔袭北谷沟，直捣李治成匪窠，歼敌三百余。房县之敌陈炳茂刚刚接到我军攻击北谷沟的情报，正惊魂未定，红军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城内。敌军仓促迎战，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房县又重新回到我们手中。
12月下旬，国民党地方军阀刘正增率两个团向均房苏区进犯，于29日分头进至上当河、三教堂地区。红二十五师侦知敌情后，佯装败退，隐蔽埋伏于马栏河附近山上。刘正增误认为红军不敢迎战，随后尾追而来。当天夜半，红军在游击队配合下，从马栏河西出，以迅猛的动作突然包围了疏于戒备的上当河之敌，随即发起强攻。红二十五师虽然组建不久，但经过短期教育训练，干部战士斗志旺盛。加上我军隐蔽待敌，以逸待劳，指战员如猛虎下山，一阵猛冲猛打，全歼敌军一个团，俘敌九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多支。敌旅长刘正增、团长宋江楚化装潜逃未逞，均被我生俘。上当河的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师一鼓作气，直扑三教堂，再歼敌军一部。打败刘正增部，鼓舞了鄂西北苏区军民的士气，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均县、房县、谷城、保康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遍及城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鄂西北苏区土地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有力地策应了洪湖、湘鄂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当时的鄂豫边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均房整个苏区纵横差不多五百多里，其中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配给了贫农和红军。”
红三军主力离开鄂西北后，由于交通不便，红二十五师在一段时间内同军部失去联系。为了沟通联络，临时分特委负责人亲自到武当山紫霄宫，请他们派一名道士以化缘为名，南下鄂西苏区，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首长递送汇报请示工作的信函，从而沟通了同领导机关的联系。这期间，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分局和以杨光华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1932年1月初，临时分特委接到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师速返洪湖苏区归建，执行所谓“向襄北发展，与鄂豫皖打成一片”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计划，同时通知柳直荀等到监利参加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接到上述通知后，柳直荀主持召开了由红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临时分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分局的指示。到会同志认为，经过红三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师的浴血苦斗，以及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鄂西北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均县、房县、谷城、保康广大农村和郧阳、竹山、南漳等部分地区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这是苏区军民浴血奋战创建的成果，决不能弃之不顾，一走了之。大家也考虑到夏曦来信中的强硬措词，认为红二十五师主力不立即回师洪湖归建，夏曦会抓住这个问题大作文章，“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随时会飞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师回鄂西归建，留下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会同地方游击队坚持鄂西北的斗争。为了保障部队作战，红二十五师首长调选了一批骨干留下，还为他们组建了卫生所，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
1932年3月初，红二十五师主力南下后，留下的武装和游击队归房县中心县委领导，坚持根据地斗争。柳直荀也于此时回到鄂西，根据地武装力量和领导力量均受到严重削弱。在强大敌人的步步侵逼下，不足五百人的武装难以抵敌，根据地日渐缩小。4月中旬，鄂西北党政机关连同武装部队撤入兴山境内，同活动于巴兴归地区的教导二师在木鱼坪会合。还在1931年lO月，教导二师奉中央分局的命令恢复巴东苏区，经过艰苦作战，打通了房县、兴山、巴东的联系，巩固了根据地。不幸的是，在二塘垭战斗中，黄大鹏师长壮烈牺牲，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保存下来的部队同红二十五师留在鄂西北的武装合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胡悌任总指挥，胡云本任政治委员，全军约千余人枪。不久，第四路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军鄂西北独立团。5月，夏曦命令独立团归建，独立团经远安、荆门、潜江撤到洪湖苏区。此后，敌军在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对鄂西北游击区、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由于没有留下必要的武装力量坚持斗争，鄂西北的斗争彻底失败了。
鄂西北独立团回洪湖归建后，巴兴归地区只留下一百多人、二十余支枪的游击队，在高云景、胡云本的领导下，坚持当地的斗争。6月，敌军以两个团的兵力“清剿”巴兴归地区。高云景、胡云本决定率部南下，寻找主力部队。在经龙门河、王池、孔冲、木鱼坪南下途中，连遭敌人截击。7月初，游击队在彩溪被敌军包围，部队损失过半，南下寻找主力的汁划未能实现。同月中旬，高云景、胡云本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后相继牺牲，少数游击武装被迫转入地下。至此，巴兴归苏区继鄂西北苏区之后，又遭到惨重失败。
鄂西北苏区以及巴兴归苏区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强大敌人的进攻，但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全力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强令上述苏区武装南下鄂西归建，使根据地失去武装力量支持，也是苏区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期间，夏曦及临时省委书记杨光华不从湘鄂西苏区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实行所谓“进攻的战略”、“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全力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战略方针的同时，大搞肃反扩大化，诬杀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如红三军政治主任柳直荀、红九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从鄂西北苏区返回洪湖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杀害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中。
回忆红三军在鄂西北的革命斗争
贺 彪
1930年9月，邓中夏到达洪湖苏区，接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随后，红二军团执行中央关于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两次举行南征。因远离洪湖苏区强攻津市、澧州，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被迫转移于湘鄂边地区。翌年5月中旬，敌十余团兵力合围我军。红三军(红二军团此时已改为红三军)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部队突围北上。5月l5日，红三军主力在许光达率领的红二十二团掩护下，转移到谷城县大观音堂，与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薤山游击队会合。第二天，红三军攻占石花街，歼敌六十余人。部队在此进行了五天休整，前委拟定了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计划和部队的行动方案。
鄂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道教盛行，党的影响较小，各地“神兵”力量很大。鉴于此，军首长决定对“神兵”采取争取、改造和瓦解的政策，打击反动头目，争取“神兵”群众。同时在部队进行了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护道教寺庙的教育，要求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5月21日，红三军经小店子北上时，遇到一股“神兵”阻挡。“神兵”地形熟，隐于山林中朝我们打冷枪。军首长坚持采取慎重的态度，一方面由柳直荀主任出面谈判，军政治部的同志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另一方面，要求干部战士严守军纪，不入民房，不扰群众。终于争取了这股“神兵”并由他们派出向导，向均州进发。
均州城墙坚固，由巨石奠基，青砖垒砌，白灰灌缝，城门用铁皮包制，素有“铁打均州”之称。县城三面临水，一面背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军在“神兵”的配合下，向均州发起攻击。守敌依恃城坚粮足，装备优良，拼死抵抗。激战一昼夜，我突击队用火攻破城门，突入城内，击溃守敌。我军入城后，张贴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5月23日上午，红三军在均州城内召开了追悼革命烈士大会，近万名群众参加了大会。柳直荀亲自撰拟“铁打均州被红军攻破，钢铸头颅为工农牺牲”的挽联。
我军攻打均州前后，部队有二百余名伤病员随军行动，不但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而且山区行军，颠簸震荡，伤口不易愈合，伤病员也很痛苦。贺龙等军首长为此很不安，曾多次同医务人员商量办法。后来，经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委托武当山紫霄宫道长徐本善，安置了这批伤病员。
我军攻打均州后，再攻郧阳不克，部队伤亡不少，于是退回均州。军政治部利用部队休整时机，派出精干的工作队，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先后在老营、浪河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我军在鄂西北刚一立足，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李桂中旅便与当地悍匪张连三勾结，于6月初分路向元和观、老营宫一带进攻。当地一伙“神兵”也为虎作伥，配合国民党军行动，袭击我工作队。为此，贺龙、邓中夏率主力向房县转移，计划以此为中心，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房县地处鄂川边、武当山以南，峰峦重叠，纵横千里，奇险的山势为红军开展游击战创造了条件。我军进抵房县后，积极寻找年关暴动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斗争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军政治部还举办短训班，培养地方工作干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经过短暂的工作后，中共鄂西临时分特委正式成立，柳直荀任书记并兼任房县县委书记，同时成立了房县苏维埃政府。在红三军前委和临时特委的领导下，以房县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工作迅速发展起来。红三军第一次摆脱了南征以来的被动状态，取得了休整机会，干部战士情绪高涨，积极投入到地方工作和军政训练中，千里房县出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到9月，以房县为中心建立了十四个区苏维埃政府，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县工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等。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如红色补充军、赤卫队、游击队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娃娃们成立了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站岗放哨，护理伤病员，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的实际行动教育了群众，青壮年和在校学生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部队得到了发展。临时分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经济工作，在房县设立了鄂北农业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帮助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县苏维埃政府还在房县开设了一所列宁小学，在农村兴办夜校和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红三军前委还在房县开办了红色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有红三军、游击队的基层干部、新党员，还有部分地方干部。红色干部学校开设军事、政治、经济三门课程，校长胡悌亲自讲课，前后轮训了两期学员。
同年7月末，国民党第五十一师纠合民团等反动武装约十个团的兵力，分路向房县进攻。前委分析了敌情，由贺龙率主力向石花街一带迎击敌人，以红二十二团留守房县城。8月初，敌张连三等部近三个团的兵力攻击房县。时城内红军不足千人，敌我力量悬殊。为此，贺龙率主力在石花街阻击敌人后，星夜回师房县，与红二十二团内外夹击，激战六昼夜，将敌击溃，歼敌三百余人。贺龙率主力回援房县后，敌范石生、李桂中部约六个团的兵力，经谷城、保康向苏区中心房县进攻。贺龙率部节节阻击，同时寻找有利战场打击该敌。8月18日，我军退至阡口一线，敌军误认为红军惧战，跟踪追击。隐蔽于阡口一带密林中的红军，对敌发起突然袭击，将敌先头团击溃，歼敌六十余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迫敌退守保康一带。
1931年9月中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要求，贺龙率主力从青峰出发，向洪湖地区转移。行前，军首长将留下的教导团、特务营，同均房地区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政治委员朱勉之，参谋长蔡祝封，政治部主任曾又延。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两个团，共约一千五百余人枪。同时对各地方游击武装进行了整编，编成六个游击大队。在以柳直荀为书记的临时分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主力回师洪湖，留下的武装人员不足两千人，干部战士一度对能否坚持鄂西北的革命斗争信心不足。贺龙临行前专门召开了干部会，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要求。柳直荀等还同红二十五师首长一起，深入部队，召开骨干座谈会，进行思想动员，安置病残人员，进一步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柳直荀还主持召开了房县、均县、谷城、保康四县委联席会议，健全了领导机构，对主力南下后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做了布置。
敌军发觉红三军主力离开鄂西北后，加紧了对苏区的军事进攻。9月中旬，国民党房县保安团长陈炳茂，勾结当地土匪、反动“神兵”头目，纠合匪徒三千余人，趁红二十五师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之机，袭占了房县城，逮捕了二百余名党员和苏维埃干部、革命群众。红二十五师闻讯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袭击北乡李治成匪部，然后突袭房县，救出干部和群众。17日，红二十五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奔袭北谷沟，直捣李治成匪窠，歼敌三百余。房县之敌陈炳茂刚刚接到我军攻击北谷沟的情报，正惊魂未定，红军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城内。敌军仓促迎战，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房县又重新回到我们手中。
12月下旬，国民党地方军阀刘正增率两个团向均房苏区进犯，于29日分头进至上当河、三教堂地区。红二十五师侦知敌情后，佯装败退，隐蔽埋伏于马栏河附近山上。刘正增误认为红军不敢迎战，随后尾追而来。当天夜半，红军在游击队配合下，从马栏河西出，以迅猛的动作突然包围了疏于戒备的上当河之敌，随即发起强攻。红二十五师虽然组建不久，但经过短期教育训练，干部战士斗志旺盛。加上我军隐蔽待敌，以逸待劳，指战员如猛虎下山，一阵猛冲猛打，全歼敌军一个团，俘敌九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多支。敌旅长刘正增、团长宋江楚化装潜逃未逞，均被我生俘。上当河的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师一鼓作气，直扑三教堂，再歼敌军一部。打败刘正增部，鼓舞了鄂西北苏区军民的士气，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均县、房县、谷城、保康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遍及城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鄂西北苏区土地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有力地策应了洪湖、湘鄂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当时的鄂豫边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均房整个苏区纵横差不多五百多里，其中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配给了贫农和红军。”
红三军主力离开鄂西北后，由于交通不便，红二十五师在一段时间内同军部失去联系。为了沟通联络，临时分特委负责人亲自到武当山紫霄宫，请他们派一名道士以化缘为名，南下鄂西苏区，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首长递送汇报请示工作的信函，从而沟通了同领导机关的联系。这期间，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分局和以杨光华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1932年1月初，临时分特委接到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师速返洪湖苏区归建，执行所谓“向襄北发展，与鄂豫皖打成一片”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计划，同时通知柳直荀等到监利参加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接到上述通知后，柳直荀主持召开了由红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临时分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分局的指示。到会同志认为，经过红三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师的浴血苦斗，以及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鄂西北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均县、房县、谷城、保康广大农村和郧阳、竹山、南漳等部分地区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这是苏区军民浴血奋战创建的成果，决不能弃之不顾，一走了之。大家也考虑到夏曦来信中的强硬措词，认为红二十五师主力不立即回师洪湖归建，夏曦会抓住这个问题大作文章，“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随时会飞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师回鄂西归建，留下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会同地方游击队坚持鄂西北的斗争。为了保障部队作战，红二十五师首长调选了一批骨干留下，还为他们组建了卫生所，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
1932年3月初，红二十五师主力南下后，留下的武装和游击队归房县中心县委领导，坚持根据地斗争。柳直荀也于此时回到鄂西，根据地武装力量和领导力量均受到严重削弱。在强大敌人的步步侵逼下，不足五百人的武装难以抵敌，根据地日渐缩小。4月中旬，鄂西北党政机关连同武装部队撤入兴山境内，同活动于巴兴归地区的教导二师在木鱼坪会合。还在1931年lO月，教导二师奉中央分局的命令恢复巴东苏区，经过艰苦作战，打通了房县、兴山、巴东的联系，巩固了根据地。不幸的是，在二塘垭战斗中，黄大鹏师长壮烈牺牲，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保存下来的部队同红二十五师留在鄂西北的武装合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胡悌任总指挥，胡云本任政治委员，全军约千余人枪。不久，第四路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军鄂西北独立团。5月，夏曦命令独立团归建，独立团经远安、荆门、潜江撤到洪湖苏区。此后，敌军在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对鄂西北游击区、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由于没有留下必要的武装力量坚持斗争，鄂西北的斗争彻底失败了。
鄂西北独立团回洪湖归建后，巴兴归地区只留下一百多人、二十余支枪的游击队，在高云景、胡云本的领导下，坚持当地的斗争。6月，敌军以两个团的兵力“清剿”巴兴归地区。高云景、胡云本决定率部南下，寻找主力部队。在经龙门河、王池、孔冲、木鱼坪南下途中，连遭敌人截击。7月初，游击队在彩溪被敌军包围，部队损失过半，南下寻找主力的汁划未能实现。同月中旬，高云景、胡云本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后相继牺牲，少数游击武装被迫转入地下。至此，巴兴归苏区继鄂西北苏区之后，又遭到惨重失败。
鄂西北苏区以及巴兴归苏区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强大敌人的进攻，但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全力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强令上述苏区武装南下鄂西归建，使根据地失去武装力量支持，也是苏区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期间，夏曦及临时省委书记杨光华不从湘鄂西苏区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实行所谓“进攻的战略”、“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全力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战略方针的同时，大搞肃反扩大化，诬杀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如红三军政治主任柳直荀、红九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从鄂西北苏区返回洪湖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杀害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