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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同志，是湘鄂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l928年3、4月，周逸群在桑植开展工作期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就认识了他，并聆听过他的教诲。此后，虽然只同他见过两三次面，但从红军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那里，我了解到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五十多年来，每次忆及当时的情景，我就深切地敬仰和怀念他!

传 播 火 种

山花遍野，春风飘荡。l928年3月的一天，周逸群和贺龙、卢冬生、贺锦斋、李良耀等十几位同志，化装成商人模样，爬山过岭，经过我的家乡——慈利江垭，来到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

家乡人民虽都热情欢迎“贺胡子”回来领头闹革命，但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开展工作呢?湘鄂边前敌委员会书记周逸群说：“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要把民众发动起来，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贺龙等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他们利用各种场合，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的美好前景。

周逸群博学多才，他把革命道理和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编成许多歌曲，其中有些是借用《苏武牧羊》的调子，教红军和群众唱，把政治教育寓于文娱活动之中。

周逸群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训练班、走村串户、促膝谈心，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一次，我在洪家关大桥头的一所房子里，听周逸群作报告。他身材修长，目光炯炯，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讲到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说明穷苦人要翻身，中国要富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的道理。并阐明了前委来湘西的任务，称道了贺龙同志的革命精神，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打垮反动派，当家做主人。大家听了，心里象燃起一盆火，浑身热乎乎的。周逸群特别注意做好上层人物的工作。当时，桑植的知名人士、贺龙的亲族旧部和土著武装头目，纷纷前来拜访贺龙及其一行。他便借此机会，阐述了革命形势，讲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提出了建立革命武装的要求。贺龙有个族叔叫贺兴楼，是个秀才，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反对贺龙跟共产党闹革命，说：“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落得个赤手空拳，你还图什么?住家算啦!”贺龙听了非常生气，铿锵有力地说：“我贺文常就是一人一枪，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几句话，把他的族叔顶了回去。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周逸群亲自到贺兴楼家里，再次向他宣传革命道理，着重指出：“贺龙同志的路走对了。”教育贺兴楼支持贺龙跟党搞革命。接着，前委陆续召集了王炳南、钟慎吾、李云清等贺龙的旧部。

广泛的宣传，深入的发动，就象火种撒在干枯的野草中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没多久，我们这支队伍从几十个人猛然发展到三干余人，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建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革命政权。

珠 联 璧 合

从北伐战争直到转战湘鄂西，周逸群和贺龙长期并肩战斗，紧密配合，互相关怀，彼此敬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共同努力，被同志们誉为革命的“珠联璧合”。

事实正是如此!

周逸群是贵州铜仁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即从事革命活动。l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一面钻研军事科学，一面用主要精力进行党的宣传和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人校不久，他就和蒋先云等共产党人成立“火星社”，出版《青年军人》旬刊，后又被选为特别党部二届执委、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领导大家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西山会议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北伐前，贺龙率部两次驻军铜仁，他本人曾住在周逸群故里，对上述情况颇为了解，很受启发，早已仰慕。

北伐时，周逸群受党的委派，带北伐军左翼宣传队来到澧州(澧县)贺龙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工作。贺龙见了，异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委任为该师政治部主任。从此，两人就在一块合作共事。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南昌起义后，贺龙在瑞金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到周恩来的亲切祝贺。南昌起义失败，根据党的决定，贺龙、周逸群先后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受了到湘鄂西组织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新任务。

来到湘鄂西，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俩形影不离，商量办事，洋溢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天，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问题，贺龙召开了贺氏亲族献金大会。会上，贺龙从贺英手中接过他家的全部房田文契，与周逸群商量了一会，就把这些文契拿去烧了。然后，他对大家说：“周师长(即周逸群，北伐时任第三师师长)已经写信回家，房田全部送给穷人。我家的文契，我也烧了。俗话说，孽财归孽路，破衣归当铺，要革命就要彻底，不要留尾巴。”于是，大家献出一部分金银、首饰、银元给了工农革命军。贺龙与周逸群这种心心相印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我们红军战士。

正当我们在桑植初步打开局面的时候，团防头子陈策勋慌了手脚，请来国民党第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向我进攻。由于我军是匆促聚集建立的，还没来得及进行整顿和训练，战斗力不强，加之队伍中混人了少数投机分子，经过双集桥、黎树垭等几次激战，都未能击退敌人，部队却遭到严重损失。但贺龙与周逸群一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带领部队转移到桑植、鹤峰、石门交界地区游击。到5月初，为了减小目标，他俩决定分开活动。周逸群到湖北沙市重建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创立洪湖根据地；贺龙则以桑植、鹤峰为中心，在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

在艰险的条件下，他俩长期不能直接面谈，便通过“交通”互

相联系。l928年底，贺龙所领导的红军只剩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条枪，处境极端困难，便再次派出“交通”卢冬生前往宜昌寻找鄂西特委。次年2月，卢冬生带回了周逸群的来信，信上通报了洪湖那边热火朝天的斗争情况，介绍了其他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传达了半年前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如何建立红军、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等指示。贺龙读信后，十分感谢周逸群对他政治上的关怀。根据信上所述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贺龙的部队又得到了发展，并改编为红四军，打了几个胜仗。同时，建立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逐渐起了变化。

。1930年7月初，根据党中央指示，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与周逸群率领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会师后，他俩更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共同领导我们胜利前进。我记得，周逸群曾针对存在的问题，向贺龙提出了加强红军建设的具体意见。贺龙无不言听计从，迅速配齐了各级政工干部，认真抓了部队的纪律整顿，使原来少数抽大烟的同志丢掉了烟枪,动辄骂人打人的同志改变了作风，整个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所以，贺龙经常对我们说：“逸群同志真是我的好老师!”同样，周逸群对贺龙政治上信任不疑，十分尊重，说：“军长比我高    明”，“贺龙是个伟大人物”。

1928年5月，周逸群和贺龙分手后，从湘西返回湖北沙市时，原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计储等大部分负责同志英勇牺牲。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临危不惧，坚定沉着，重组了鄂西特委，并任书记。后又转至宜昌、石首，领导这一带的游击战争。5月20日，周逸群亲自率领石首、公安、华容和鄂中游击队，乘敌不备，一举攻克了沔阳重镇峰口，全歼敌保安团，缴枪近百支以及一批弹药、物资。并在峰口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向群众宣传了革命道理，分发了粮食、衣物。不久，敌十八军伙同沔阳、监利、潜江等县团防前来“围剿”。周逸群提出了“甩开敌人，保存实力，西出江陵，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打游击”的主张。但当时各县游击队的地方观念浓厚，不愿远离本地。对此，他召开了战斗组长以上的骨干会议，用茶缸和脸盆作比喻，说明只有跳出敌人重兵包围的小圈子，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从而说服了大家，主动撤出了峰口。    后来，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带的革命斗争，他还秘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领受了中央指示，明确了发展方向。

1929年3月，鄂西特委为了贯彻“六大”决议和中央指示，在江陵沙岗召开了第一次特委扩大会议。会上，周逸群传达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特别强调要以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洪湖根据地。这次会议后，洪湖地区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和小块根据地，正式组织了由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以柳家集为中心的监、沔游击队，和段玉林、彭子玉领导的以白鹭湖为根据地的江、石游击队。

7月，鄂西特委为了加强游击队建设，决定由周逸群兼任游击总队队长，并在监利县的剅口举办军政训练班，集中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五县八十多名基层干部进行训练。集训期间，周逸群三次前往检查指导，亲自编写政治教材，为学员讲课。还带领学员到当时的模范乡官湾村访贫问苦，向群众学习。他说：“打仗靠群众，种田靠群众，什么都靠群众!”学员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懂得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周逸群善于总结作战经验，肯定了“分散游击，集中指导”和“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则搞”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有力地指导了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

1930年春节，前述两支游击队在监利县西北的汪家桥会师了。在会师大会上，周逸群根据党中央指示，宣布红六军的成立，由孙一中(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兼军政委，许光达任参谋长；两支游击队改编为两个纵队，段德昌任第一纵队司令，段玉林任第二纵队司令。同时组成了红六军前敌委员会，由周逸群任书记。在前委和周逸群的率领下，红六军迅速创立了荆江南北大块根据地。

不久，鄂西特委派副书记万涛到鹤峰，向湘鄂边前委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红四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为红二军，军长孙德清(贺龙开始兼了几天军长)，政委朱勉之；红六军军长旷继勋，政委柳克明(柳直荀)，副军长段德昌。同时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

会师后，周逸群一面大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面协同贺龙指挥打仗。我记得是在1930年9月20日，那天正下大雨，红军第二次攻打监利。战场上一片火光，子弹、炮弹在硝烟中乱飞。这时，周逸群穿件黄色雨衣，胸前挂着望远镜，和贺龙一起，从容、镇定地来到我们阵地前沿，亲自指挥部队顺利地打下了监利县城，全歼敌人两个团。

建 设 苏 区

周逸群同志在苏区建设上，始终坚持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光辉思想，紧密依靠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0年4月，在石首调关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第二次大会改为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周逸群被选为联县政府主席。联县政府设秘书处，土地、财经、水利、军事、文化部和政治保卫局等机构。接着，建立和整顿了县以下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会、农协、妇女会、童子团、互济会，也都建立起来了。从而，为建设苏区确立了_套完整的机构。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周逸群根据党中央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的精神，结合湘鄂西的实际，主持制订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土地革命法令》。他在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加强贫农的力 量，把农运的重心建立在贫农上”；目前不应进行“反富农的斗争”，以减少阻力，集中力量打击土豪地主。党的这些方针政策，把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奋起同地主阶级搏斗，吐苦水、斗土豪、烧契约、废苛捐、分田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打得落花流水。穷苦人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同时，周逸群领导苏区人民大搞经济、文化建设。在经济方面，设立了湘鄂西银行，统一发行货币(纸币、铜币、银币)，上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总行”字样，票值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种。制订了各种税收制度，废除了一切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并在各县的重镇设有税关，如沔阳县的新滩口、沙口、峰口，汉川县的府河，石首县的调关、藕池，监利县的朱河、车湾，江陵县的沙岗、郝穴等。采取了活跃农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允许苏区和白区物资交流，中、小商人可以正当营业等。成立了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农业、渔业生产有了蓬勃发展。还在洪湖地区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制盐厂、木工厂等小型工厂，能制造长短枪支、各种木船等比较重要的军需民用物品。这样，既保证了战争需要，又有利于人民生活。当时，正规红军都发有统一的灰色列宁服作为军装。在苏区休整时，妇女会负责做饭、洗衣、做鞋。吃一次饭，每人每餐只交五枚铜板作伙食费，我们感到非常方便。

在文化方面，努力扫除文盲，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大办“列宁小学”。还办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培养党政军各级干部。俱乐部、讲习所遍布各地。建立了四个后方医院，治疗战争中的伤病员，也给群众治病。苏区出版了报纸，办了一所书店，开展了各种小型的文娱活动。

总之，整个湘鄂西苏区呈现出一派火红的革命景象，成为全国主要根据地之一。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着重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一 片 丹 心

贺龙同志说：“1928年至l930年上半年，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周逸群同志遭到了错误路线的打击。

正当红二军团连战皆捷、苏区建设欣欣向荣的时候，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1930年7月下旬，党中央派邓中夏同志来到湘鄂西。9月24日，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调周逸群到地方工作，排挤了周逸群对红二军团的领导。但他毫不计较，能上能下，赤胆忠心向着党。当他从监利敌人的文件里得知一、三军团已从长沙撤退的消息，再次要求前委重新考虑攻打长沙问题。但是，邓中夏固执已见，再次否决了周逸群的正确意见。

红二军团出征后，敌人集中几个师和当地反动团防对洪湖地区进行反革命“围剿”。当时，根据地内只留下一个警卫营和少数游击队以及赤卫队，形势十分紧迫。周逸群多次写信给红二军团前委，说：“倘一、三军团继续进攻长沙，则理应配合，否则二军团应返回洪湖，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以求巩固地向外发展。”这些正确意见，虽然得到贺龙、段德昌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但邓中夏仍然不同意红军主力返回洪湖。结果，因寡不敌众，洪湖根据地损失很大，长江以北只剩瞿家湾和一些芦苇荡了，长江以南只剩桃花山了。

面对这种危急的局势，周逸群巍然屹立，领导洪湖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他把洪湖地区的赤卫队和游击队组织起来，合编为江右军和江左军，把被错误路线从前线排斥回来的段德昌带回的少量部队和伤病员，组成独立团。后来，这些部队又发展成以段德昌为军长的新六军。l931年1、2月，敌人对洪湖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周逸群把部队主力转移到江右(长江南)的桃花山一带，江左(长江北)只留游击队同敌人周旋。当敌人第一次“围剿”基本结束，把力量转去清洗自露湖，准备第二次“围剿”之际，周逸群估计其重点是江右，即把主力部队转移到江左的洪湖一带，江右的桃花山一带只留游击队活动。果然，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重点是江右，企图把我红军主力消灭在桃花山一带，但扑了个空。就这样，周逸群在段德昌协助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率领洪湖军民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反革命“围剿”，逐步收复了大部分失地，新六军发展到八于余人。

相反，红二军团由于脱离了洪湖根据地斗争的配合，加之军事指挥上的意见分歧，及至杨林市一战失利，全军由三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后来，不得不进入湘鄂边，并改编为红三军，又由巴东北上。他们在鄂西北转战了半年之久，部队由二个师缩编到二个团，只剩四千人左右。从这个历史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逸群的意见是何等正确!

可是，到了1931年3月，正当周逸群领导洪湖军民进行的反“围剿”斗争处于胜利反攻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夏曦来到洪湖，更是“左”得出奇，他打着纠正“李立三路线”的幌子，立即改组了湘鄂西特委，成立了以他自己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撤销了周逸群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把周逸群完全排斥出领导集团之外。

周逸群忍痛离开了辛勤开创的洪湖根据地。但他的心，却永远向着党和人民!

血 洒 洞 庭

周逸群尽管在政治上遭到一次又一次的错误打击，他的妻子早在“四·一二”政变后在广州牺牲，但他忠贞不渝，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1931年4月，他遵照党的指示，带领部分地方武装，来到洞庭湖滨，开创这块新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坚持江南斗争的依托。

不久，敌人对我洞庭特区进行疯狂的“围剿”。由于当时兵力薄弱，供应十分困难，生活无法维持。同时，湖滨地形开阔，难以隐蔽，污泥又深，活动困难，不便开展游击战，周逸群根据上级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暂时避开敌人，将部队分别撤回江北，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由段玉林、景新杰领导的九大队，和由谯新汉、朱祖光领导的八大队，都先后通过敌区，全部转移了。周逸群为了掩护一部分基层干部安全撤出，亲自率领一个警卫班殿后。5月上旬的一天拂晓，他们行至湖南省岳阳县贾家凉亭附近的王家港，突然遭敌伏击。周逸群和警卫班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之后，敌人竞将周逸群同志的头颅斩下示众，真是凶残已极!这时红三军正在房县、均州一带。

周逸群牺牲时，年方三十五岁。噩耗传来，湘鄂西军民无不为之悲恸!不怕任何艰难挫折甚至连亲人被敌杀害也不曾掉泪的贺龙同志，对周逸群同志的牺牲，万分痛心，潸然泪下，认为“这是湘鄂西党的巨大损失”!他多次对同志们说过：“逸群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正在瞿家湾举行扩大会议，全场同志大哭达半小时之久。会上，大家举手通过将瞿家湾书店改名为“逸群书店”，以示纪念。接着，在监利县周老嘴正式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政军机关干部、战士和群众代表一万五千人参加，一致表示要完成周逸群同志的未竟事业，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在1957年题赠的“洪湖革命烈士碑”的碑文中写道：“湘鄂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湘鄂西特委领导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同志统一指挥，形成了一支强大力量，配合全国红军攻势，威逼武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周逸群同志的英雄事迹和高尚情操，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