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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在湖南的西北部，东接澧县，南连临澧、常德、桃源，西毗慈利，北与湖北的鹤峰、五峰接壤，地形西北广阔东南狭长，成三角形，由西北角至东南端约有四百里左右。澧水由西向东，横贯县东南。县城在澧水北岸，旧划全县为中、南、北三乡。西北为武陵山脉，绵亘数百里，非常险峻。东南虽为丘陵地区，间有小块平原，然山上长满松树和油茶，地形很复杂，而且很隐蔽。全县有30余万人，60余万亩土地，但土地几乎全为地主所有。石门的地主多兼团总，而且拥有武装，封建势力很大。农民在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生活很苦，即使在秋收后不久，亦多吃菜饭。在政治上也遭受地主的奴役和压迫。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国民党(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是进步的)和共产党的组织，在澧水流域各县次第建立起来。石门的工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几个月就都组织起来了，并且随即投入斗争，进行了减租减息(因尚未秋收就失败了，减租实际未搞，但减息运动，已发展到停止还账)，禁止赌钱，封闭烟馆，铲除鸦片，改造游民，破除迷信等活动。先后在各地逮捕了大恶霸唐鸿章、郭笏卿、陈兰轩、贾禹范、龚星伯、陈昌华、龚务卿等，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毙。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的地主表示低头，有的夹着尾巴跑了。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旧社会的面貌开始在起变化。

1927年5月21日夜，湖南军阀许克样，在长沙举行反革命政变，解散国民党和群众团体，诬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暴徒”，到处残杀，这就是有名的“马日事变”。嗣后各县的反动势力，都卷土重来。石门也是一样，县党部及群众团体均被解散，石门中学及许多小学也停课了。工会会长邓恒泰、缝纫工会会长易忠玖、新关区的农协主任阎昌奎等同志，先后被残杀。我们的革命队伍，被反革命一棍子打散。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跑到外地去了，有的则转入地下继续活动，但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各自为战，成绩不大。直到7月，中共湖南省委始派伍伯显同志(原名伍经忠)回到石门，成立县委，恢复党的组织。当时参加县委的有盛联熊、陈奇谟、曾庆轩等同志。我原在慈利工作，“马日事变”时，我适在长沙开会，后因受到通缉，跑到武汉。6月底，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日租界的一家旅馆里，召集湖南被迫来武汉的同志开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马日事变”是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我记得当时未提陈独秀的名字)，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会后我便回慈利恢复工作，因被反动派知道了，悬赏缉捕，不能立足，遂移至石门，也参加了县委。

当时党的骨干有很多知识分子，为取得公开的职业，以便掩护工作。县委设法将能担任教职员的同志，都安排在学校里工作。伍伯显、盛联熊等同志在石门中学。曾庆轩、陈奇谟两同志到北乡，分别担任新河、磨市两区的书记。我则到南乡工作。没有好久，原来的组织都恢复了，并新建了一些支部。南乡的福田、蒙泉、白洋、花薮、磐石各区(相当于现在的大乡)，也都建立了支部。当时的方针是恢复组织，发展党员，组织群众，准备暴动。我们除在学校里做些宣传教育，发展党员等工作外，主要是深入附近村庄，组织农民，建立秘密的农民协会。在半年内，党和农协的组织都发展得很快。但都搞红了，引起反动派的很大注意。伍伯显和盛联熊同志，被迫离开石中，转到中、北乡工作。我也离开白洋湖第六完小，脱了长袍，秘密在南乡做群众工作。

1928年1月，张仲平同志由常德地委①来到石门(后担任县委书记)，召集会议，布置年关斗争。一般地区，仅发动群众抗租抵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则于春节前后，实行武装起义，打土豪杀劣绅。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称道的“年关暴动”。新关区的农民首先起义，烧掉了大恶霸上官嗣西的房子，杀死丁地主熊和清。北乡的新河、磨市等地，亦相继暴动。新关距县城仅十五里，国民党县政府随即派兵来镇压，杨绍绪等同志被捕，于元宵节在县城牺牲。刚刚组成的农民队伍，既无枪支又未经过锻炼，一下就被打散了。反动派将新关起义镇压下去后，即向北乡进军。由于我党掌握的罗效之的团防队叛变，不久，北乡亦归于失败。但这次暴动轰动了全县，震动了反动派。他们想彻底搞垮共产党组织，杀尽共产党员，遂派代表要求驻常(德)、澧(县)一带的贵州军阀李鑫的四十三军，分兵到石门，镇压革命。四十三军随即派宋团(番号忘记了)于3月上旬开到石门。3月23日，宋团将石门中学、第一完小、石门女校包围，将苏清镝、邢炳业、云开源、宋人杰、龙声灵、伍经恕、熊彦明、丘本泉、廖宏保、伍逸如(女)④、伍嗣棠、文玉珊、廖仲元等17位同志逮捕，严酷刑拷打一周后，于3月29日(旧历闰二月初八)全部枪杀了。

反动派在镇压了中乡、北乡的暴动和在县城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后，便派兵到南乡，捉人罚款(名日暴徒捐)，叫做“清乡”，形势很紧张。年关暴动时，我大病初愈，身体很坏，躲在慈利休养，未能同时起义。3月初，我回到白洋湖，旋又转到花薮区。这时常德地委又派陈昌厚、郭天民同志来南乡指导工作。我们遂积极组织群众，秘密制造刀矛，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南乡约有党员百人，有组织的群众(主要是农民)约五、六百人。我们决定以区为单位将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名日暴动队。5月上旬，石门县警备队士兵8名，带着名单，来到花薮区的小集镇寺垭铺准备捉人罚款。我们知道了，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先从他们开刀。因为时间紧迫，参加这次暴动的仅佘策源(又名佘汉初)等8个同志。将要出发时，曾庆轩同志由北乡赶到也参加了。旧历三月十六日晚九时左右，我们带着单刀和宣传品从樟木岗的梅家河出发，夜半到了寺垭铺，将余家饭店包围后，破门而入，8个警备队的士兵均被砍死，无一漏网。我们还将准备好的布告(是宣布警备队的罪状的)和标语张贴街上。第二天群众看到标语、布告和死尸，随即传开，轰动了全乡。寺垭铺的暴动，树起了南乡武装起义的旗子。

蒙泉区的夏家巷有商店及居民二百余家，是南乡的政治中心。反动派的指挥机关——南乡团防局就设在这里。团防局局长是个大恶霸。我们在寺垭铺起义后的第二天，曾开了一次会，除简单地总结n『这次起义的经验外，着重地讨论了南乡的政治形势，估计反动派一定要派团防队来打我们，如果不摧毁这个团防局，杀掉舒聚吾，在军事上我们将陷于被动局面。会议决定总暴动，首先消灭团防队、警备队和税吏粮差，除通知各区立即行动外，并派曾庆轩同志赶赴夏家巷亲自指挥。

夏家巷的团防局有枪十多支，除一部分到梅家河捉人未回外，局内尚有枪七、八支。我们队伍虽有20多人，但都是刀矛，没有枪支，硬打是不行的，只能出奇制胜。大家屏息轻步，摸人夏市，乘敌不备，突然砍倒哨兵，一拥而入。敌人仓皇爬起，到处乱窜。团总梅春圃、征收暴徒捐的委员陈海秋、恶霸阎谷生和团兵3人、警备队兵2人，均被砍死并缴获了步枪4支。我们第一次拿起近代武器，大家高兴极了!可惜舒聚吾在两小时前带着几个枪兵，离开了团防局，没有杀掉，这是胜利中的最大遗憾!

夏家巷的暴动声势很大，鼓励了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也震动了反动派，使他们日夜惶恐不安。接着福田、白洋、磐石各区的同志，也领导农民相继起义，袭击反动武装，捕杀地主恶霸。地主恶霸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跑到县城，有的躲藏山上．反动派的政权被打垮了。各地农民协会又恢复起来，公开办公，没收地主恶霸的粮食、财物，以一部分发给农民解决春荒，一部分作为红军的经费。南乡的农民运动，又风起云涌，大部分地区赤化了。

我们开始暴动时，人数不多，又无枪支，也没有严密的军事组织。除少数同志脱离了生产，担任放哨、警戒、通信外，其余的均在家中。要行动时，则按任务大小随时集合，任务完成以后，仍回家生产。我们的成员都是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也未当过兵，不但不懂战术，连步枪都不会使用，也不会拆卸擦洗。现在武装斗争局面已展开了，急需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才能坚持斗争。于是以花薮区和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共有50多人，10多支枪，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佘策源同志为司令，我为党代表(后我专做地方工作，由陈昌厚同志为党代表)，下分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的队长为蔡凤呜同志，他在旧军队里当过几年兵，是支队惟一懂得一些军事的人，部队的军事教育，主要由他负责。其他几个区也都成立了中队。我们的指挥机关，原在樟木岗，因那里的地形不大好，四支队成立后，即移至陈家桥。

南乡各区的团防队，计蒙泉、白洋、福田三区，各有长短枪lO多支，花薮区20多支。磐石区的侯宗汉，有枪50多支，盘踞太浮山．势力最大。侯在大革命时，比较靠近我们，在寺垭铺起义后曾与我们秘密来往，表示中立。我们的部队粗具规模后，除对侯宗汉继续争取外，对其他团防队，则采取积极的进攻方针。计划首先消灭花薮区的团防队，以除我们的心腹之患。经多方侦查，得知他们躲在浮丘山下，遂冒大雨，黑夜奔袭。虽未将他们全部消灭，然缴获步枪8支，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福田、蒙泉的部队，也同时缴获了长短枪6支。

各区团防队的士兵虽有一些是游民出身的，但贫民仍占多数。他们都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很多。我们除采取军事行动外，并动员他们的亲属、亲戚朋友，去说服他们弃暗投明，从政治上来瓦解团防队。虽由于我们做策反工作的李凤墀、陈大柱两同志疏忽，为反动派知道而牺牲了，工作曾一度受到影响，但有些团兵在我们不断的胜利影响下，还是拖枪过来了。我们对于拖枪过来的团兵，每人奖给二、三十元，是否当红军的由他们自愿。这样一来，拖枪过来的人逐渐地多了。敌人的力量日益削弱，士气更加消沉。而我们的武器，则越来越多了。

黔军四十三军(约二、三万人)，因受到湖南军阀的排斥压迫，于5月底分数路向贵州撤退。其中有一路是经过南乡前往慈利、大庸方面的。我们布置沿途群众乘敌人宿营的机会，鼓动他们的士兵逃跑，从而收买枪弹，并尾随敌后收缴落伍士兵的武器，共得步枪20多支。此外，还派人赴桃源收买民间的散枪十多支。我们的实力，大大加强了。

这时候侯宗汉看到我们的力量大了，派人来接洽，表示愿意参加革命，我们决定编人四支队的第二路。为便于控制和改造侯部，我们的主力曾一度由陈家桥方面移至太浮山。原在常德境内活动的老冯同志(这是化名，真姓名不详)负责的一支游击队，有长短枪19支，听到我们的部队进至太浮山也前来会合了。我们遂决定以老冯为第二路的党代表。他所带的游击队，也编人第二路。

侯宗汉参加红军后，我们声势更加浩大了。敌人令石门、慈利、常德、l临澧、桃源5县的团防队来“围剿”我们。其中以桃源的团防队较大，约有二三百人，又与花薮区毗连，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利用敌人的指挥不统一，互分畛域，都怕吃亏等弱点，有意识地将我们的活动局限于南乡。这样一来，慈、常、临澧的团防队亦采守势，陈兵边境，不敢深入，即使被迫越境，也只在边境骚扰一番就走了。我们遂集中力量，将南乡各区的团防队，大部分消灭了。余谦吾的团防队，也在进攻陈家桥时，行至马岩坡被我狙击，消灭一部分，撤回桃源境内，不敢向我们进攻了。于是我们便向四周发展，一直游击到离常德城二十里的石板滩，形成了以太浮山为中心，东到临澧的佘市桥，西至桃源的界溪河、慈利的老朋，北自石门城南二十里的会垭山，南至常德的盘龙桥，纵横二百余里的武装割据局面。

敌人见各县的团防队作战不利，除调杂牌部队朱华生外，又调新编第四军陈嘉佑的3个团(有的说是四个团)来“围剿”我们。这些反动军队，在各县的团防队配合下，分为数路，同时进入南乡，比较重要的集镇如夏家巷、白洋湖、潘家铺、望仙树、余市桥等，均被敌人占领。交通要道和重要村庄也为敌人占据了。整个南乡被分割为许多小块，造成了对我包围的形势。

我们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打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和团防队。驻扎潘家铺的朱华生(大约有五、六百人)，原系两股土匪，虽合编为一个团，仍互相猜疑，在潘家铺时，一驻上街，一驻下街，彼此都有戒心。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于黑夜将部队埋伏在街外的要道上，然后派人摸到他们驻地中间，向两面打枪。匪军发生了误会，都以为是对方进攻，便互相大打起来，后来下街的匪军向桃源方向撤走，我军突起袭击，匪军大乱，我们缴枪十余支，并夺得一部分物资。第二天朱华生部也撤走了。石门、临澧的团防队，多次进攻周寺庵，均被肖渊泉、张三烈两同志所率领的福田区的部队及农民击退，共打死匪兵数十人。大恶霸陈益堂也被打死，并缴枪数支。驻在夏家巷、望仙树两处的陈嘉佑部，也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受到损失，曾一度溃退。

我们在反“围剿”中虽取得了一些胜利，缴获了一些枪支，然敌人越来越多。他们以连甚至以营为单位，分散住在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包围圈越缩越紧。我军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我们开始人枪很少，为着保守军事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虚实，只是夜间行动，白天休息。进攻敌人，也是黑摸。因此我们总是打胜仗，伤亡也很少。现在各个据点的敌人，天天出击，烧屋杀人，围攻我们。而我们的部队却很分散，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又是被迫白天作战，伤亡渐多，侯宗汉见形势不利，将党代表老冯同志打死，投降了敌人。我们更孤立了。敌人遂于7月底集中力量进攻陈家桥。当时四支队的两个中队尚有六、七十人，加上有武装的群众共约300多人，分守山头，相持了一整天，虽几次反击，杀伤敌人不少，但我们的伤亡也大。陈家桥终被敌人攻占。我们的主力也被打散。几经转移到袁家岗时，只剩20多人。后为敌人发觉又来包围，我们为缩小目标，行动方便，乃化整为零，分成几组躲在山中。大多数同志在与搜山的敌人顽强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与余策源同志等三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我们的主力损失后，敌人遂集中力量围攻我各区游击队。福田区的武装损失很大，肖渊泉同志英勇牺牲了。蒙泉区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后，舒业垣叛变投敌。南乡的武装割据，为时仅3个多月，就告失败了。敌人更加疯狂，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村庄被烧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的约700人。许多同志家里的人被杀了。各区主要干部如陈光昭、傅砥如、易恒新、张洁斋、杨实吾、杨再庵、袁尔玉(女)、谢一清(女)等同志，也均英勇牺牲了。党和革命的损失是很大的。

南乡的武装斗争虽遭受了挫折，但由南乡转到北乡的陈昌厚、郭天民、曾庆轩等同志与原在北乡坚持工作的伍伯显、盛联熊、陈奇谟等同志，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北乡的武装斗争更大规模地展开了，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湘鄂西根据地之一部分，革命的火焰是任何敌人不能扑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