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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与这次重大战略转折相应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这些经过长征的老同志，都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很有意义的斗争历史。

我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三大主力红军团结奋战，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时过二十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联合行动，扣留了来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的蒋介石及一批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事变发生后，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二十多个师，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进，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我党从全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及时地制定了坚决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应张、杨的要求，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定边、环县地区南下至西安附近集中，协助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讨伐”。由于张、杨和我党的共同努力，由于全国抗日救亡呼声的高涨，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导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党中央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更加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广泛的响应。记得一些比较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先后到我们红军驻地参观访问，看望红军部队。有的还向我们宣传“三民主义”，解释“民生”就是人民要改善生活，随后问站在身边的一个红军管理员，对民生是怎么看的?这个红军说：“咳，啥民生不民生的，没有国家的独立，啥都谈不上!”这位民主人士感到他认识得很深刻，很满意地说：“对!抗战是当务之急。”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后，联系国内的新形势和新情况，部队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形势与任务”教育，着重认清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伟大意义。我们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穷苦工农出身，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和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实现土地革命，求得自身解放，而参加红军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整个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时，有很多干部战士对这一形势的变化，还缺乏了解，在思想上还有不少模糊观念。不少同志对同东北军、西北军搞统战活动，联合反蒋，感到还想得通，但“西安事变”捉蒋没杀还放了他，要同国民党蒋介石搞合作抗日，就想不通了。有的同志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又连续对我苏区进行“围剿”，阻止我红军北上抗日，光我们二军团，革命烈士的鲜血从湘鄂西一直洒到陕北，染红了中国的半壁河山。蒋介石罪恶之大，罄竹难书，现在深仇大恨未报，哪还有合作的基础?

为了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澄清模糊观念，军团的各级领导做了不少工作，党支部、党小组反复讨论提高认识。我们红四师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李井泉政委给我们作了多次报告，着重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说明当时如果杀了蒋介石，就会中了亲日派的奸计，造成更大的混乱，不仅不利于团结抗日，甚至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他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认清形势，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还要积极做好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业余宣传队为配合这一教育，还赶排了抗日救亡的活报剧，演得生动活泼，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我们红二方面军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了一次“军民游行示威大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允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甘泗淇主任在会上讲了话。与会的全体指战员情绪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等口号。这次大会，反映了部队指战员出征抗日的强烈要求，也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

通过一系列各种形式的工作，同志们认清了当时的形势与任务，理解了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进行抗日的方针。有些同志虽存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但都能做到服从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到8月底，随着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改编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О、一二九等三个师。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改编工作。

我们红二方面军改编工作进行较早。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叫“八月十五把队编”。在编队时，部队领来了国民党政府发的服装，一些同志的思想问题又冒出来了。特别是看到那顶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心里格外别扭，说：“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也要戴上白军的帽微，这不是往自己脑袋上抹黑嘛!”有的同志一时想不通，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说：“过去我在老家打剪刀，回去重操旧业还干我的本行。”解放过来的同志想法也不少，有的说：“过去当国民党的兵为的是‘吃粮’，老百姓十人见了九人烦；反水过来当红军，才懂得为穷苦人民闹革命，就是自己牺牲了也光荣。现在，怎么能把已经扔掉的那顶帽子再戴到头上呢!”

当时思想上转不过弯的不仅是战士，连一部分干部也想不通。有的怕让战士们看见影响不好，就自己躺在被窝里哭。后来经过上级反反复复地耐心教育，思想才逐渐地转过来，认识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需要，不这样做就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现在不搞打土豪分田地，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放在次要地位，先报民族之仇，同国民党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认识到我们八路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的宗旨和人民军队的本质、优良传统不会变，面对日本侵略者这样的强敌，我们的革命意志更要坚强，必须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才行!

那时，红二方面军驻在陕西省富平县，这里地处关中平原，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自从我们开始长征，一年来天天行军打仗，得不到休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我们进行休整提供了好条件。因此，我们除了重点解决对战略转变韵认识，正确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外，还抓紧时机开展了军事练兵。在战术上主要是训练射击、投弹、刺杀、超越障碍等。干部还学了些识图用图，通信联络，着重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检验训练成绩，部队普遍组织了考核。二军团还在“红五月”举行了检阅大会。

部队在休整期间，虽不象行军打仗那样紧张，但一天到晚也是挺忙活的。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文化素养很低，有不少人认不了几个字。大家利用训练的空隙时间和晚上，积极学文化。当时没有专职文化教员，而是由有文化的教没文化的，文化程度高的教文化程度低的。有一部分干部过去虽然上过几年私塾，但文化底子不行。尤其不懂数学。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确实提高不少。特别是学了数学，懂得一点计算方法，对尔后指挥作战很有帮助。

四

部队经过改编，我们红二方面军加上陕北的红二十七、二十八军和独立一、二师、赤水警卫营、前总直属队一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О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供给处长陈希云。下辖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全师共有两万来人。

部队通过休整，军政素质大为增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后勤供应也得到了改善，同志们长征后虚弱的身体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大家对出师抗日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出征。

9月2 日，我们一二0师召开全体指战员出师抗日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富平县庄里镇南门外的河滩地上。这个地方既平坦又宽敞，用木桩、木板和芦席搭起了检阅台，台子左右贴了标语口号，台子上方贴着“一二0师出师抗日誓师大会”横幅。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很有抗日出征上前线的气氛。部队吃过早饭就整队带到了会场，秩序井然地分列在检阅台的周围。正当初秋时节，秋高气爽，天上明净无云，同志们沐浴着明亮而温暖的阳光，一个个英姿焕发，等候首长们的检阅。

大约九点钟左右，首长们登上了检阅台。除了我们师的贺龙、肖克、关向应等首长外，朱德总司令、任弼时同志也特地赶来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会场上几十名号兵齐吹军号，雄壮嘹亮的军号声，给大会增添了激扬庄严的气氛。之后，朱德、任弼时两位首长做了简短而重要的讲话。那时，朱老总已年过半百，从他带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队伍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师后，一直担任红军的总司令，是位德高望重的首长。任弼时同志那时才三十三岁，但早已在党和红军中肩负重任，特别是长期在我们二方面军中担任领导，当时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两位首长的讲话，集中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伟大战略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做抗日的模范。朱老总在讲话中，还鼓励全体指战员“要以‘直捣黄龙’的精神，驱逐日寇出中国!”

接着，贺龙师长代表师领导对全师进行誓师动员。他是全师将士非常熟悉和热爱的首长。当时他四十一岁，在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人看来，这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红二方面军的老领导，已是慈祥的长者了。他以健壮的体魄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在检阅台上。他简短地讲述了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斗争形势后，说：这种形势是经过我们共产党和全国拥护抗战的各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争取得来的，来得实在不易呀!同志们一定要珍惜抗战史上的这一伟大成就。现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敌当前，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了。国民党军队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今天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就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从来都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这是正确解决我们对形势与任务的认识问题的思想基础。他说，我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忍痛把红军军帽暂时收起来，戴上了一顶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为了换得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这是非常必要和值得的。贺龙同志说起话来有时很幽默，人们听起来颇感意味深长。他说，别看把帽徽换了，可我们的心没换嘛!别看我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穿上了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服装，但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嘛!再者，过去我们为了穿上比较整齐的军装，不知要化多大的精力去筹款，现在国民政府发给我们军装，还捎带着发点军饷，如果我们不穿、不要，岂不便宜了他们l．我看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呀!贺龙同志最后勉励大家说，现在国民党军队不断在前线失利，战局要求我们迅速出师，开赴前线。我们要以对抗日救国忠诚之决心，去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领土，誓不罢体!

最后，由甘泗淇同志带领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全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发扬红军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些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久久地回荡在会场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弦。

五

誓师大会开完后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二0师就分别由富平的庄里镇、流曲镇出发，经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到达韩城的芝川镇，9月11日由芝川镇东渡黄河，向山西抗日前线开进。在陕西和山西这些地方，初秋季节的中午，仍然骄阳似火，战士们徒步行军，无不汗流浃背。乘火车时大家挤在车厢里，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但大家的心情却异常激动，抗日救亡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

过了黄河就进入山西境内，据说红一方面军1936年5月东征时，阎锡山处处与我军作对；现在由于前方战局吃紧，他十分害怕，急得不得了。我们八路军一来，他喜出望外，一反过去的态度，对我军表示欢迎起来。我们从侯马车站乘火车向北行驶在沿途火车站，人民群众欢送我军开赴前线的场面，非常动人。对红军东征留下良好印象的山西人民，在日本侵略军深入国土的危急形势下，亲眼看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感到无比兴奋。很多迎送的群众，特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分别在各主要车站搞迎送活动。簇拥在站台上的群众，自发地往车厢里投送慰劳品。当时正值中秋佳节之际，投送了很多月饼，我们一连吃了好几天。学生们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向前走，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人们不断地高呼着口号：“拥护八路军上前线!”“八路军要为中国人民报仇!”

人民群众对我军热诚拥护和寄于无限希望的心情，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同志们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无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约而同地高呼：“坚决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为东北、华北和全国的父老兄弟报仇!”“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当亡国奴！”

部队肩负着人民的重托，继续向晋北地区挺进。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西宁武以北的阳方口车站时，平型关战斗已经结束。敌人空袭十分频繁。我们下火车开始徒步行军。当时在训练队学习的杨嘉瑞同志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为求救急药品，罗坤山同志背他到了当地的晋军旅部。旅长姓马，故称马旅。我们说明来意，他们不仅毫无敌意，还马上找医生为杨嘉瑞同志诊断和打针治疗，临走时还给带了一些口服药。象这样的事，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双方兵戎相见，哪还能谈得上这个。事情虽小，但它可使我们通过这件事，看出全国人民和军队共赴国难的意志，也进一步理解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无比正确性。

越接近前线，所见所闻，越使人触目惊心。国民党那么多军队，武器装备比我们也强，可是他们由于国民党领导和制度的腐败，所以总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们的军官普遍有“恐日病”，带着部队不断从前线退下来。那种溃不成军的狼狈相，真叫人可怜又可气。一些散兵仍恶习不改，用枪刺挑着从老百姓家抢来的鸡，象是“缴获”的“战利品”，洋洋自得，毫无愧色，使人民群众在遭受外患之下，又遭内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看到这种颓败的情景，同志们都在默默地沉思着，在这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真诚爱国的军民身上了。

从此，我们一二〇师的将士们，在贺龙、关向应等首长的指挥下，奋战在华北抗日前线。正如当年八路军军歌所唱的那样：“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勇士们前仆后继，英勇作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的光辉战斗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