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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康巴念故人----何辉

好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红军长征过彝区时刘伯承与小叶丹头人歃血结盟的故事,也广泛流传着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帮助我军在敌后用鸡毛信传送情报的故事;但是,长征途中贺龙总指挥与喇嘛修好,由藏民送鸡毛信,帮助红二军团顺利通过千里康巴藏民区的事,却至今鲜为人知。我亲身经历的这件事,虽然时过半个世纪,有些细节已经淡忘,但事情始末梗概我还记得,写出来作为军史战史补遗。

1936年4月初,红二、六军团奉命从黔滇边境出发,开始了穿越云南,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由于前进方向将是辽阔的藏民区,所以从行动一开始就对部队加强了民族政策和团结藏民的教育,并采取了具体措施。

我原在二军团破坏部(敌工部)工作。红二、六军团长征撤离黔西北时,军团补训团把在黔、大、毕扩大的大批新战士,编了四个营,组织上把我从破坏部调到补训团当政委,随军团指挥部边行军边教育边给各师团补充输送。经过一个多月进到丽江时,只剩下一个营了。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云南石鼓渡过金沙江。高高的玉龙雪山,远远在望,部队进入藏民地区了。军团指挥部在金沙江边找了一个会说藏语的汉人作通司(翻译)。这个通司是四川人,四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子,瘦瘦的,很精干,对红军很有感情,跟随我们从金沙江边一直走到四川甘孜,为红军做了很多工作,可惜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翻过玉龙雪山,于5月初到达中甸。在这里将补训团最后一个营的新兵也分配出去,补训团机构就此撤销,我又回到政治部跟着机关走。从中甸起,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左纵队二军团经得荣、巴塘、白玉,右纵队六军团经乡城、稻城、理塘,共同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从中甸出发,两天以后进入了四川得荣县境。

听说快到四川省(当时为西康省)的一个县城,干部战士们都非常高兴,准备了不少零花钱,想进城买点香烟、纸笔和其他日用品。可是走呀走的,还是不见县城街市。遇到两个小商贩,问他们得荣县城在哪里?老乡用手一指说:“喏!就在那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有几棵大树,树旁有几间石砌的房子,还有一幢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楼房。人们介绍说,这就是本县县太爷住的地方。据说这个县长是湖南人,当过国民党营长,县政府机关一共只有四条枪的武装,红军到时,这些人员都已逃之天天。我进到楼房一看,满地都是文件乱纸。我们政治部机关就在几棵大树底下宿营。大家对进入四川的第一个藏民区县城如此荒凉,都感到很扫兴。

为了通过藏民区,做好团结藏民的工作,我们一路收留了几个藏民,加上金沙江边找来的那位通司,指挥部已集中了七八个藏民。就在进入得荣县城的第二天,甘泗淇主任把我叫去,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要我负责管理通司和几个藏民的工作,还从保卫处派了三名干部跟我一起,另外配备一个小勤务员和一匹牲口,自成一个小单位,与军团首长、司令部机关一起行军,任务是专做行军途中与藏民之间的联络工作,每天向军团首长直接汇报沿途与藏民的关系和群众反映。当时我们这个小单位没有名称,实际是一个小小的藏民工作组,归军团首长直接领导。贺龙、任弼时等首长特别指示我们,要执行好政策,做好团结藏民工作,还要学点藏语。

接受这个新任务后,我就整天和藏民一起生活了。部队从得荣县城出发,走了半天路程,来到一个小山村。这里两边是高山,中间一块很大的平坝子,一条山溪哗哗流过小村。山坡上有一片片的青稞、玉米,碧绿的草地延伸到森林的边沿。这个山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我们到时,居民都跑光了。部队在这里宿营后,当即组织人员到附近山里去找老乡。不一会儿,通司找来一个藏语说得很流利的汉人。他告诉我们,他原是陕西人,做买卖来到康巴地区,遭抢劫落难在这里。村上有个藏族寡妇老阿妈,看他可怜但人很精明能干,就把他收留下来并招为女婿,给他四十头羊,一片青稞地,平时放牧种青稞,外加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很好,受到村里藏民群众的称道。我们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以后,他首先自告奋勇出面接待红军,并带着我们几个机关干部到山沟里呼叫,找回了全村老乡,而且专门把当地的几个头人和一个有声望的“喇嘛头”请来与我们相见。当时我们对这位喇嘛是称呼其尊号的,现在事过几十年,尊号已经忘记,因后来与这位喇嘛一起随军行动的有八九个藏民,故此文姑且称其为“喇嘛头”。

这位喇嘛头年已五十出头,身材魁梧,长得挺结实,不胖不瘦,头上有长长的辫子,黑黑的脸膛,脸上带有烟色,一看就是个抽大烟的人。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地区中上层人物抽大烟是常事。据说,这位喇嘛不是活佛,但当过住持僧,不仅在本村本县是一位管事的喇嘛头,而且在附近方圆几百里乃至整个康巴地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与康区各有名寺庙都有来往。言谈之中,听得出来他有点文化,思想比较开明。当我们向他讲述了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路过康区,和红军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后,他表示理解和钦佩,并愿意同红军合作,帮助红军做工作。我一听很高兴,随即报告贺总指挥。贺老总十分重视,让我带他们来当面谈判。我立即带着这位喇嘛头和四个头人一起去见贺龙和任弼时等首长。

贺总指挥等首长当时住在一个喇嘛庙的闲房里,大门洞里三间并排的正房,贺龙和任弼时各住一间,有用门板搭起的床铺;我们就住在相邻的另一间房子里。当我喊了一声报告后,贺总指挥即起身请客人进屋。这位喇嘛头和几个头人见了首长,按照藏民的礼节习惯,一下都跪倒在地,躬身弯腰,双手前撑,向前低头,几乎挨近地面,口中不断地说:“卡起欧!本巴!”(谢谢长官!)贺总指挥等赶忙上前搀扶,连声说:“别这样,别这样嘛!快起来,咱们都是自家人,藏汉人民是一家人嘛!”说了几次,头人们站起身来,但还不抬头,一边说着“卡起欧,卡起欧!”一边用小碎步向后退到墙边。贺总指挥请他们坐下,问他们为什么跑上山。头人们回答说:“汉官说啦,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破坏寺庙,还说什么红军女人的奶子都搭到肩膀上,伤风败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你们红军跟我们一样,是好人,汉官说的统统是造谣。”贺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些汉官都是胡说八道,你们不要相信!不过我们确实与国民党汉官不一样,他们欺压老百姓,欺压藏族同胞,而我们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保护人民的队伍。这次是为了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才路过贵地的。来到这里以后,你们都看到了,红军决不伤害群众,而且保护寺庙,保护牛羊,请你们回去转告乡亲们,安心生活,照常拜佛念经,上山放牧,做生意。”喇嘛头一边听一边点头,连声说:“喔呀,喔呀!”(对呀!是罗!)任政委接着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你们村子里住,免不了要吃你们的粮食,牲口也要吃草吃料,我们都照价付钱,损坏了东西要赔偿。请你们回去对乡亲们讲清楚,希望头人们给我们多多帮助。”任政委刚刚说完,贺总指挥又接着说:“请诸位头人回去好好向老乡们讲讲,红军北上打日本,为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受侵略压迫。红军要顺利北上,要打胜仗,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援。我们一路上已经得到了包括汉族、苗族和藏族各族同胞的帮助,这才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阻拦,渡过了金沙江,翻过了玉龙山。现在来到你们康区,山高路险,人不熟,路不熟,活也不懂,有很多事要请教你们,请你们帮助解决哩!”头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愿意为红军效力。”接着,贺、任首长向头人们询问了从得荣北去沿途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情况,问他们有几条道路可以通甘孜,走哪一条路比较安全。喇嘛头情况最熟悉,他一一作了回答。他告诉我们,当前正是高原上的黄金季节,天气好,路好走,而且这一路的寺庙里,有他的师兄弟,人也很熟,一定可以帮上忙。经过一番交谈,首长们非常高兴。最后,贺老总热情豪爽地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双手握住喇嘛头的手,说:“好,一言为定!从现在开始,就正式邀请你们各位头人为本军办事!至于干什么,具体的由我们这位戴眼镜的何辉同志负责和你们联系办理。”头人们都“喔呀,喔呀”地答应着。第一次与藏族喇嘛头人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送走喇嘛头等人后,贺总指挥和任政委对我说:“何辉呀!这下你有工作好做了,这样的头人难得呀,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你要进一步去团结这几位头人,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得到更多的支援,争取他们为我们多做一些工作。”说到这里,贺总指挥与任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郑重地对我说:“我看,为了表示友好、团结,为了方便今后的工作,叫军需处拨出一些银元和烟土,送给喇嘛头和这几个头人,作为部队驻在这里吃粮和损耗青稞的赔偿,也是我们的见面礼。前面的路还长着哩,康巴历来多匪,如果我们能争取这位喇嘛头派人作向导,利用头人们在当地的关系,就可以比较顺利地通过这一带藏民区。”任政委说:“这个办法好。我们过苗区,就有过很好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嘛!现在我们有了好通司,再有个好向导,前面的路就好走了,可以少吃亏了!”我听首长们说得都很对,但不知能否办到,就说:“试试看吧!”贺老总忙说:“不是试试看,而是一定要去办,你最好想办法搬到那位喇嘛头家里去住,跟这些头人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一起吃糌粑,喝酥油茶,好好学藏语。”

根据贺总指挥和任政委的指示,我到军需处领了一包银元,数量记不得了,但清楚地记得,有全国通用的大银元,有云南自造的小银元,还有切成小块的碎银,另有几包烟土,我与通司二人拿着去见喇嘛头。

喇嘛头家住藏式二层楼房。进门以后,我向他转达了贺总指挥等首长的问候,送上礼物,并说:“红军在村里吃了你们的粮,牲口还吃了一些地里的青稞,按照红军的纪律,应予赔偿。请将这些薄礼收下,付给村民和各位头人。喇嘛头十分感激,说:“谢谢红军的恩施。红军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军队,红军缺什么,我们一定效力。”谈话很恳切。于是我就把首长想请他派向导的意图提了出来。对此,这位喇嘛头答复得很干脆,说:“本人就愿意跟红军走一趟,作向导,还可与各方做联络。”他接着又讲了好多他与康区一些寺庙平时来往的关系,说现在有强大的红军做后盾,说话更管用。经过这一番赠礼交谈,工作做成功了,达成了协议:由这位喇嘛头亲自出任向导,送我们一路到甘孜。我向首长们汇报以后,决定请喇嘛头随军出发。贺老总对我夸奖了几句,要我和喇嘛头搞好关系,好好照顾他,生活上打成一片,团结好这个关键人物。我当晚就搬到喇嘛头家住下,帮助他做出发准备。

部队在得荣县这个山村住了两三天,在附近筹了一点粮,就继续北上。这位喇嘛头还带了两个头人和他一起,参加向导联络。他们的行装很复杂:帐篷、铜锅、青稞、糌粑、酥油、砖茶,七八匹马都驮满了,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出发时,喇嘛头村里的男女群众都来相送,说着“平安”、“吉祥”这一类的祝愿话,显得很是热烈。

我根据司令部的命令,把当天行军的目的地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名告诉喇嘛头,他拿出纸和笔写成信件让人预先送出。他用的纸是写经文的发灰的土造纸,那支笔既不是毛笔,也不是铅笔,而是一根一尺左右的窄窄的木片,下端削成斜面刀口状,和木匠的划线笔差不多,没有墨,而是用木匠用的“墨斗”,把笔醮着墨斗里的黑汁写字。不一会儿,一串串弯弯绕绕的藏文字写了好几行,我们不认识,但意思是按我们的要求写的。写完以后,还和翻译念给我听了一遍。然后,把信卷在一根小木棍上,用牦牛线捆了好几道,最后插上两三片鸡毛。这一切,都是喇嘛头事先就准备好的。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插上鸡毛的信,便好奇地问他:这有什么讲究?他说,这是这一带藏民祖辈传下来的规矩,插上鸡毛就是表明此信紧急重要,送信人和收信人都特别重视,路上无论何人都不得阻拦破坏。这样,喇嘛头把信交给一个从村里雇来的年轻藏民,快马加鞭,将信按地址送去。按要求,信送到第一站后再换人送第二站,一站接一站地传送。

我们红二军团左纵队大部队,沿着金沙江边的崇山峻岭逶迤北上,一直有一封小小的鸡毛信在前面飞驰引导,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准确无误地从得荣到仁波,到中咱,到巴塘……一路上不仅没有人阻拦我们前进,而且人不惊,犬不吠,藏民们见了红军,笑脸相迎,热情相送。大一点的县城、牛场,还有人接待我们,还有个别藏民要求参加红军。使我们感到快慰的还有,这一路不仅藏胞对待我们好,而且山川大地似乎也变得特别美:本来是大山连绵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本来是雪山冰坡险峻地区,我们却都避开了,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和特别难忍的高山反应。这完全是由于喇嘛头他们人熟路熟,选择的行军路线好,加上六、七月份的天气是高原的黄金季节,因而我们行进在金沙江边大山的谷地,海拔低,气候好,山山水水,森林花草,各种飞禽走兽,甚至黑狗熊都看到了。

在喇嘛头的引导下,出得荣行军个把月,便到了白玉。这是个大县城,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都在一个大门里,挂两块牌子。官员们都逃走了。当地藏族僧俗群众把我们待若上宾。这里虽然没有象样的街道,但有座很壮观的喇嘛庙,漂亮的琉璃瓦和金顶子,老远就闪着灿烂的金光。喇嘛庙附近有几十户人家,军团指挥部就驻在喇嘛庙旁。休息时,喇嘛头专门陪着我们几个人去参观了这座喇嘛庙。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喇嘛们取出银杯银碟,请我们喝牛奶,吃奶饼子,喝酥油茶,还领着我们在庙内参观了一圈。庙的规模很大,给我印象最深至今不忘的是,有一口很大的铜锅和两面比门板还大的牛皮鼓。据喇嘛们介绍说,这口大铜锅可以一次煮两条整牦牛。过年过节时,附近藏民群众就到庙里来,一边煮牦牛,一边唱歌跳舞。牦牛煮熟了,就抬着整牛出来,大家围着用刀割牛肉吃。庙里的一些橱柜里还存放着完整的牛羊和各种野兽的骨架,好象标本陈列所,使我大开了眼界。

在白玉,部队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记得我还陪着贺总指挥等首长到离白玉几里地的四师驻地,在卢冬生师长那里吃了一顿好饭:酥油炒牛肉加辣椒,还有贺老总亲自钓的鱼,也是用酥油辣椒烧的。这种美味,在长征路上是十分难得的。

出白玉不几天就到了甘孜。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决定要与四方面军一起北上。这时,司令部不需要这么多通司、向导人员了。再说,这几位通司和喇嘛头已经送了我们近千里路程,本该早日让他们回家团聚,只是喇嘛头他们几次坚持多送几程,这才到了甘孜。真是盛情可感哪!从甘孜出发北上之前,司令部专门请喇嘛头等吃了一顿饭,连我们一共十来个人,吃的是炒面,牛肉烧罗卜,一人一盆。饭后,贺老总、任政委等首长接见了喇嘛头等几个人,贺老总特地把一支象牙烟枪赠送给喇嘛头。这支象牙烟枪淡黄的颜色,一尺多长,很精致,工艺很高,是在云南境内打土豪时得来的。部队带着它过了金沙江,翻了雪山,走了几千里,可算得十分贵重了,喇嘛头接在手里,看了又看,很中意,不住地道谢,差一点又要跪下。贺老总说:“礼轻情意重,这表示我们对藏族同胞的一点谢意。我们红军要大大地感谢你呀。有了你,有了你的鸡毛信,使我们一路平安,顺利通过了历来多事的康巴高原。你们为红军立了一大功劳。这点礼物留作纪念吧!祝你们回家一路平安,吉祥如意!”这位喇嘛头也用藏语夹着四川话说着祝红军一路平安的话。军需处又给喇嘛头等人送了一些银元和糌粑、牛肉,最后告别。我们目送着这位令人尊敬的喇嘛头带着一支小小的牲口驮子队伍,离开甘孜南去,依依不舍!

过了几天,我们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部队一起从甘孜出发继续北上。过草地时,一路上就不那么平安无事了,有时就遭到受国民党影响的藏民反动骑兵的袭击。虽然我们学会了打骑兵的要领,嘴里唱着《打骑兵歌》,“骑兵来了,不怕他呀”,但心里总还是有点不踏实。这时,我们才更体会到安全通过千里康巴地区是多么难得,也更加怀念和感激这位藏族喇嘛头和他的鸡毛信。我们一面北上,一面默默祝愿他回得荣家乡的南下途中,平安无事。

全国解放后,听说这位喇嘛头离开甘孜返回得荣途中,在路过理塘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这使我们这些受过这位藏族人士深恩大德的红军战士无限悲痛。虽然他的姓名现在我已无从记忆,但他那矫健的身影,他对红军千里相送的友好行动,他在艰苦的长征中慷慨地帮助红军的热心肠,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并将永远为后人所纪念和颂扬。我对这位喇嘛头的记忆片片断断,希望知情的老同志写出更详细具体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