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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ll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到l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编成)在甘肃静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其间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余里，纵横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宁九省，进行大小战斗难以数计。论兵力我们不足二万人，面对的却是数十万敌军；论装备，我们只有步枪、大刀，面对的却是飞机大炮；论机动力，我们只有几双草鞋、一副脚板，面对的却是万水千山!然而，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回顾历史，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所在，是红军得以完成这一伟大壮举的力量源泉。它保证了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党所领导的红军中得到坚决贯彻和执行，使之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它在指战员心中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顽强的斗志，使之冲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溃散；它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义主张传播开来，在沿途各地撒下革命的火种。总之一句话，我们党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伟大的长征是艰苦绝伦的，回顾长征是激奋人心的。在长征中，我一直担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的政治委员，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这个师的政治工作。其中许多感人的情景，使我永志不忘。下面仅以我所在师的片断情况，对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做一个概要的回忆。

一

摊开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图，可以看到一条红色的线标盘桓往复，千回百折。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移的，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目标----以红军的长途远征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个目标，通过各种生动实际的政治工作，深深地植根在每个红色战士的心中。

1935年11月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宣布了关于突破敌军“围剿”，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实施新的战略转移计划。会后，我师依据上级的统一部署，进行了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向全师指战员如实地介绍了湘鄂川黔苏区面临的危困情况：蒋介石委派陈诚为宜昌行辕参谋长，统领一百三十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三十万之众，以堡垒为依托，向我根据地中心区步步逼近，企图将我红二、六军团一举“剿灭”。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就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阴谋。接着，我们传达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的决议：红二、六军团应以迅速果敢的行动，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进入广大无堡垒区，进行胜利的运动战，选择适当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凭着以往斗争经验，指战员们对这一决议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

我们还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在部队中大力宣传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和红军在川西取得的伟大胜利(当时，红二、六军团同中央失掉了无线电通信联系，不知道中央红军已到达陕甘一带)，指战员们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当然，离开苏区，离开这块养育我们的红色土地，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对每一个红军战士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特别是我们二军团从贺龙总指挥到基层士兵，有许多苏区籍的子弟。为着保证这些同志在离开苏区后仍能坚决执行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各党支部专门进行了深人的动员教育，而后由指挥员们向自己的部属进行了解释工作。与此同时，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动员组织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踊跃参加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军团的第五师和红六军团的第十六师就是在长征出发前编建的。

11月18 日，我师奉命向大庸方向警戒。次日，随军团主力踏上了新的征程。

同一、四方面军等主力红军一样，红二、六军团长征的目的地，并非一开始就确定指向陕甘，而是经历了前后两个战略意图即两个战略阶段的转变。长征前期，红二、六军团曾转进湘黔边，驻足黔西北，回旋滇黔边，三次力图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大力宣传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动员部队在连续转战中保持高涨的政治情绪。

长征后期，即从1936年4月起，红二、六军团开始了北渡金沙江，会合中央红军的新的战略行动。部队横贯滇中向金沙江西进，沿途田园平阔，人口稠密，给养丰富。看到这番景象，一些同志产生疑惑，问我们：“天天喊建立苏区，到了这样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建立?”当时为了不让敌人摸到我军意图，部队内部还没有提出北上的口号，我们师一级指挥员也只是根据军团部下达的当日行军命令来组织部队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教育部属，要坚信上级指示的正确。接近金沙江边后，上级通知渡江北上，并叫准备好皮袄、生姜、辣椒等御寒物品。许多人不理解，有一位团政治委员跑到师部问我：“大热天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再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呀?”我把自己的皮袄给了他，然后和他谈，我们政治干部应当带头执行上级指示，应当教育和组织好部队。全师进行了紧急政治动员，发动大家尽力按上级要求做好各项准备。渡江后不几天，遇到第一座大雪山，由于山高、寒冷、空气稀薄，再加上御寒物品准备得不够充分，有些同志冻死在山上。这时，大家回想起渡江前上级的指示，感触颇深。5月1日到达中甸后，二军团和六军团一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向全军明确提出了实现主力红军会合西北，创造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我们吸取了渡江前后的教训，在全师进行深入学习和热烈讨论，指战员们较快地在思想上跟上了新的战略转变，保证了以后北上的顺利进行。

同几千年来旧式军队奉行的“愚兵”政策相反，红军历来注重结合部队担负的任务进行形势教育，使每一个红色战士时刻意识到自己肩上担负着工农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在长征中更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感到难以置信，长征路上军情紧急，戎马倥偬，红军又多在狭路僻地中疾行，哪里搞得了形势教育?可事实上，我们不但随时观察着前进的道路和敌情，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把这些大事及时告知每一个红色战士，再通过他们传播给沿途的民众。每攻克一座县城、一个集镇，各级指挥机关立即派人进占邮电局(所)，不动邮件，不拿汇票，只把白区出版的各种报纸不论新旧统统收来，从中了解哪一块国土又遭沦丧，哪里的民众又燃起了救亡的烈火，也从国民党“剿匪”动态中推测白军的动向和其他红军的行踪。

1936年1月中旬，红二军团进占石阡城。我们从收集的报纸上看到，从l935年12月9 日以来，北平、上海、南京以及全国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学生救亡运动。根据这些材料，红二军团领导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全国政治形势，即苏维埃运动形势和民族革命形势，做了一次简要的分析。会后，各师团又利用休整的几天时间进行了形势教育。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党和红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的高潮正在到来，这将大大有利于红军的长征，大大有利于全国抗战的发动，指战员深受鼓舞。心里装着全国的斗争形势，从而对长征的胜利前途更加坚定了信心。

二

人们常以“千难万险”来形容红军长征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此话并不夸张。在这“千难万险”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三个：即打、走、吃。这三个问题哪一个解决不好，都会直接导致长征的失败和红军的覆灭。因此，全军上下都为这三个问题绞尽脑汁，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就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部队解决好这些非常实际而又非常重大的问题下功夫。

打仗，是红军长征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开始时的突围到结束时的会师，都离不开打。而这种打，又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没有后方保障，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苏区人民支持等种种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保证部队打胜仗就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每次战斗开始前，我们总要进行思想动员，哪怕是三言两语的鼓动也好，目的在于使指战员们明了敌情、我情和战斗方案，明了打好这一仗的意义，明了取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战斗开始后，则适时进行战场鼓动，激发斗志。初战获胜时，则通过传送捷报、后送俘虏，鼓舞士气。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我们则注意总结经验教训，重振军心，以利再战。

1936年4月8日，我二、六军团在云南普渡河边遭到敌军的重兵追堵，处境十分险恶。总指挥部向我和师长郭鹏下达了速返六甲阻敌追兵的紧急任务。我们立即命令刚刚经过一夜行军的部队，后卫变前卫，以强行军向六甲开进。各级军政指挥员边走边进行简短的动员：“这是一场关乎全军安危的战斗，我们必须不顾疲劳、不惜牺牲地抗击敌军，保障主力安全转移。”前卫团先敌抢占了有利地形，与敌交火，枪声传到后续部队，指战员们的精神为之大振。我们又趁势发出号召：“同志们，前边已经打响了，跑步前进!”部队刺刀出鞘，子弹上膛，一溜迅跑，上了阵地。这一仗打了一整天，敌军两个旅向我一次次冲击，我师伤亡多达二百二十余人，师长负了伤，十八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六团两个营长牺牲了，十八团九个连长伤亡了八个……但是，由于鼓动工作及时、有力，部队思想准备充分，因此，大家越战越勇。上一级指挥员倒下了，下一级干部马上代理指挥。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石头拚杀。敌人攻上我军阵地，就是肉搏也要把它消灭。敌军的疯狂冲击，靠的是炮火壮胆，靠的督战队威逼；而我军的顽强坚守，靠的是灵活有效的战术技术，靠的是广泛、及时的战场鼓动。就是靠这些，我们硬是把敌军两个旅死死顶住了，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把敌军打退了，使全军摆脱了被敌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险境。当我师赶上安全转移的主力时，贺龙总指挥疼爱地说：“你们这一仗打得苦啊，打得好啊!没有这场战斗，全军就没有今天!”

激励部队英勇杀敌，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珍爱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伤亡。我们总是教育部队既要不怕牺牲，又要避免无代价的牺牲；既要敢于消灭敌人，又要善于保存自己；既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要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情绪；既要有勇气，又要讲智谋。后者与前者相比，起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长征中，指战员们最担心的是负伤。一旦负了伤，轻伤者，可以跟着部队走；重伤者，能较快痊愈的用马匹、担架运起走，而一时难以痊愈的，只得寄留在沿途老百姓家里。那真是一种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离别情景!被寄留的同志不愿离队，哭；寄送伤员的同志不放心，也哭。谁见了都难受，可是又不得不这样做。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在组织部队开展战斗竞赛时，不但比谁勇敢、不怕死，而且比谁的伤亡小、战果大，反对蛮干，提倡打机灵仗。记得我师从六甲战斗下来后第二天，进到富民城下。有一个连队在担任警戒时，发现城内守敌很少，且成惊弓之鸟，便主动请战，要打开富民城。得到批准后，该连在团的其他部队配合下，立即架起云梯，攻人城内，结果仅以几个人的伤亡就拿下了一座县城，震动了七十多里以外的昆明。这个机动灵活歼敌的成功范例，成为我们教育部队的经常话题。

长征中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走路。走路是长征的基本形式。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战斗和难得的短暂休整外，部队一直都是处在行军状态中。

对于不停地走路，一些同志产生了厌烦情绪。有人发牢骚：“拖拖拖，不晓得拖到哪里去?”有人说气话：“干脆到外国去吧!”针对这种情绪，我们首先向大家讲明：敌我力量对比和革命形势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性和游击性，这就要求红军或前进，或后退，或攻占某地又机动转移，以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因此，这就要求红军能够刻苦耐劳，连续奋战，能走能打。由此，同志们从道理上懂得了为什么要走路，以及走路应该成为每个红色战士的看家本领。老战士们还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向新战士介绍：我们这支红军一诞生，基本上天天在游击，天天在走路，练出了一双飞毛腿，一副铁脚板，一天走上一二百里路从不在话下。在讲活这些“大道理”的同时，我们也注意讲好“小道理”。比如说，寒冬腊月天，红军最多只穿夹衣夹裤，当然很冷，但行动敏捷，想上山就上山，想涉水就涉水；白军穿着棉衣棉裤，当然暖和，但臃肿沉重，跑不动路。眼下我军疲劳，敌军更疲劳。敌人的“追剿军”从湘西起一直跟在我们后边跑，拖过来拖过去，士气越来越低……通过这些教育，同志们口服心服，情绪活跃起来。

为了保证行军不掉队，各级政工干部协同军事指挥员一起，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就拿一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来说吧，行军出发前，他要摸清本连哪些同志伤病体弱，可能掉队，安排党团员分工帮助他们；要检查每个同志是不是都穿上了草鞋，腰后是不是还有一双备用的；要叮嘱行军时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行军路上，他要组织各班排开展互助竞赛，要亲自收容掉队的，甚至还要带头唱歌子、讲故事，使大家忘却疲劳。宿营以后，他要带人找米找柴，帮助炊事员尽早开饭；要一个班一个班地督促烫脚，处理脚泡；要检查大家睡得好不好；还要进行第二天的行军准备。长征过雪山，指导员的工作更加繁重。上山前，他要向连队宣讲不能在山上停留休息的道理，要动员一些同志暂借衣服给伤病员御寒，要让每一个同志喝上一口烧开的辣椒水。上山后，有人支撑不住倒在雪窝里，他要用尽一切办法，使其重新站起来……也许有的同志会以为，这些都算不上政治工作。其实，这是非常之实际、非常之有效的政治工作。那个时候就是要这样来做。试想一下，当部队处在紧张的行军中，而政治工作干部却在一旁“坐而论道”，那怎么行呢?

长征中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吃饭。特别是在进入藏民区到走出草地这一时期，大的战斗没有了，生活条件却急剧恶化，粮食极端缺乏。政治工作的中心便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入动员部队为了生存而斗争。我们努力纠正那种以为给养工作不是政治工作的错误认识，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要求所有政工干部必须亲自参加筹粮，并在筹粮中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找到粮食后，如果有藏族群众，就当场购买；如果只有粮食不见人，就留下银元或借条。

在进入茫茫水草地之前，我们千方百计筹集了一点青稞麦，炒熟后压成粉子。部队在草地上艰难跋涉，而粉子却一天天减少，以致政治机关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分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于。

就在这时，我师十七团有一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悄悄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上级政治机关，引起了震动。就因为一把粉子，这个指导员被撤了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自签署了处分决定。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取半点私利的权利。我们宣布了处分决定，对这个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指导员流着痛悔的泪水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士兵，和大家一起战胜困难。

以后，这位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我们再也没能见到他!然而我想，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职的指导员，一位被茫茫水草吞噬了生命的普通士兵。

三

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记录着我们六师的几个数字：桑植出发时全师为三千三百一十三人，到甘孜前，已阵亡三百零九人，负伤五百三十一人，病亡一百三十七人，因伤病寄留在老乡家一百九十人，战场上生死不明一百零四人，掉队七百二十七人，其它原因减员五百零三人，减员总数为二千五百零一人；到甘孜时全师却仍有三千零四十四人。

限于条件，当时的统计未必十分精确，但它足以表明，红军在艰苦的长征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一路却又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始终保持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这样的军队，是任何反动力量所无法消灭的!

红军兵员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通过扩红工作，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扩红，历来是指战员们最擅长、最有兴趣的一项政治工作，也是长征中做得最普遍、最有成效的一项政治工作。整个红军从上到下都建立了一整套扩红组织和制度。部队到某个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除外)一住下，立即制定出扩红计划，派出一支支扩红队(组)，紧密结合群众斗争开展工作。往往只需一两天，就可以搞起一支队伍来。我师在溆浦、石阡、黔西、滇中、甘陕边，在我们经过的许多城镇和乡村，都是这样做的。

1936年2月初，我六师突破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袭占了黔西县城。随后，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铺开摊子，创造红色根据地。

我师在进占黔西县后，立即攻占了县衙门，砸开监狱，解救出三百多个无辜百姓，给他们洗理更衣，治伤治病。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即参加了红军。几天后，我师奉命在黔西东北方向迎敌。我们一面组织战斗，一面派人到附近的屋场做群众工作。时值元宵佳节，我们在当地看到的却是一片凄苦的景象：有的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的人栖身岩洞，衣不蔽体。那里的贫苦百姓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干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土豪劣绅的家里却囤积着清代的贡布，洪宪的银元，陈年的苞谷。扩红队员来到“干人”中间促膝交谈：“自己种的东西，自己却没得温饱，哪儿去了?”使他们懂得“干人”之所以成为“干人”，是因为被官府豪绅榨干了血汗，要想摆脱“干人”的厄运就必须起来革命!

我们把土豪劣绅中谁个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谁个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摸得一清二楚，尔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其罪恶，由没收委员会没收其不义之财，当场分发给“干人”们。有的人一时不敢要，我们就派战士在夜晚把粮食、衣物送上门去，启发他们：“天底下还是穷人多，老财少。你看看哪个力量大?”鼓起他们的斗争勇气。各伙食单位还用没收来的钱粮办起酒席，请“干人”们分享胜利果实。宣传队则搭起台子，演出活报剧，唱花鼓，唱山歌。经过这些形式简单、内容实际的宣传教育，“干人”们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

在此基础上，我们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地引导群众认识：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可他们上面还有乡长、区长、县长，还有一级一级的衙门，直到那个全国最大的衙门——国民党反动政府；这里的“干人”翻身了，可其它地方的“干人”还在受苦，全国还有千千万万的“干人”……就这样，由打倒某个土豪劣绅联系到要打倒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由夺取某个战斗的胜利联系到要夺取全国的胜利，由建立某个苏维埃政权联系到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到红军战士，人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树立起来。

当红军离开黔、大、毕继续长征时，我们师将几支游击队整批地编入了主力红军中，整个红二、六军团增加了五千多名黔、大、毕的优秀儿女。

红军兵员的另一个来源，是争取和改造敌军俘虏。红军指战员既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又有对放下武器的俘虏不杀不打的严格的政策纪律观念。凡是捉到的俘虏，在进行教育后，愿意当红军者，予以收留；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予以放行；因为顾虑家人而不得不再回白军队伍中者，也决不为难他们；有时还特意挑选一些思想上比较进步的分子，派回白军里做工作。因此，凡与红军交过手的白军士兵，大都对红军的俘虏政策有所了解，一旦战败就老老实实交枪，甚至一见面就说：我已经是第几次交枪了!好象是“老相识”了。

红二、六军团在沿滇西大道向金沙江急进时，一日克一城，捉到的大批守城常备队员，经过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多数加入了红军。《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六师在这个工作中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1936年4月18日夜，我六师兵临滇西重镇祥云城下。早在我军即将入滇时，祥云县长杨钟寿和团总李玉楼，就挖壕筑堡，从全县强征了一千多名壮丁编人常备队，由保长、村长们带领日夜守护城防。我师先头十八团乘守兵正在呼噜呼噜抽水烟时，打开城门冲了进去，仅用半小时，就占领了全城，生俘县长杨钟寿、团总李玉楼以及一千多名常备队员。

破城当日，师政治部把那些惊恐不安的常备队员集中在城南、城西几个场地开大会，宣讲红军的俘虏政策，很快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那些常备队员大多是贫苦人，平日受尽了保长、豪绅的敲诈，在常备队中又遭到欺压。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发动他们把保长等头头们检举出来，引导他们运用自身遭遇来揭露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的罪恶，揭露反动军队抽丁的罪恶，并给他们教唱红军唱曲，使他们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扛枪”的道理。这一千多名常备队员纷纷报名参加红军，编成了一个新兵团。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昨天还在同红军对垒，今天就成了红军中的一员，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子，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经过十来天的军政学习，这个新兵团全部补入了战斗部队。紧接着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苦，开了小差，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跟着大部队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了，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红色战士，一些同志还当上了指挥员。

四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围追堵截的国民党中央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番号繁多，数量庞大，而其内部却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我军虽人少力薄，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这种团结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在共同的革命理想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把党的团结战斗的思想灌输到全体指战员心中，从而生发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将全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凝聚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战斗整体。

红军内部的团结，首先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上：政治上同心同德，生活上同袍同泽，官兵之间亲如兄弟，同志之间情同手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系，红军政治工作历来注重的一条，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去关心人，团结人。在长征中，由于情况紧迫，任务压力大，再加上劳累疲惫，一些干部常常容易急躁，当下级工作不尽如意时，有的同志就采取简单生硬的惩罚手段，个别人甚至有打骂行为。对此，各级政治机关一经发现，立即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理，提醒并教育各级指挥员，越是在紧张艰苦的情况下，越是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注意工作方法。

在草地行军中，我师所有领导干部的骡马都换了“主人”，驮起了伤病员，所有党团员的肩上都背了两支以上的枪。每天部队一到宿营地，贺炳炎师长(从甘孜起，贺炳炎由五师师长调任六师师长)和我，就返回身去接应掉队的同志。贺师长在长征初期的瓦屋塘战斗中被打断了右臂，他背不了好多枪，就请带伤带病的同志骑上自己的骡子，他把缰绳套在断臂上，为同志们牵缰引路。骡背上的同志望着贺师长那伤残的身体，忍不住落下泪来。

我们的干部关心每一个战士，战士们也在关心着干部。在号称“草地上海”的阿坝，我师连居民屋旁的牛粪堆都扒开了，也没找到粮食，牛皮带和草鞋上的牛皮绳也都吃掉了。师部特务班的几个同志不知怎么保存下一块牛皮，用刀子刮得干干净净，烤得焦黄焦黄，兴冲冲地拿来给我吃。我一听就火了：“你们没看见全师都在挨饿!每天都有倒下去的同志，我这个政治委员怎么能吃呢!”我狠狠地把他们几个批评了一通，吓得他们低垂着脑袋，一声不吭。嘴上发着火，可我心里那个难受呀：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人嘛，他们自己饿着肚子却偏偏要给我吃!我强忍住眼里的泪水，劝他们吃下这块烤牛皮。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最后还是留给了更困难的同志。

作为一支军队，各个战斗单位的密切协同、互相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他们之间的团结尤为重要。整个长征的进程，也可以说是红军各部队之间紧密团结的进程。在部队给养发生严重困难时，红二军团曾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几次调剂粮食的工作。一次宿营时，军团参谋长李达到六师传达了总指挥部命令：“直属队已经断粮了，你师把粮食留下，另外去筹粮。”他摊开地图，指点了一个地方，接着说：“筹到粮食后，你师不必回来，沿金沙江直接北上。”

我们受领任务后，立即组织部队按上级命令行动。部队出发时路旁已经摆好了箩筐，全师依次从箩筐前走过，每过一个人就倒净一条干粮袋。随着刷刷的脚步声，一条条粮袋倒空了，路旁的箩筐渐渐地满起来。

李达参谋长带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那里的青稞麦还没熟，我们只找到很少一点陈粮，远远不敷全师需要。尽管如此，我们仍按原定路线沿金沙江边前进。金沙江这一段是康藏两省的分界线，我们派人向守江的藏军交涉，一再申明红军是借道北上，可就是讲不通，只好按来路折回，追踪主力而行。原来的计划全部落了空，粮食没找到，又跑了冤枉路，部队中出现埋怨情绪，甚至有人把这一连串的挫折都归咎于当初的让粮。我们看到这种情绪如不及时消除，将会影响到上级命令的执行，影响到部队之间的团结，因此首先统一了各级指挥员的思想，再通过他们对部队进行解释和教育，反复说明直属队要保障统率机关的指挥，他们中又有一些老少弱病的同志，困难比我们更大些。我们是战斗部队，找粮、跑路方便得多。同志们很能理解这个道理，不再说这说那，自觉地克服困难。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红军各部队间也并非没有发生过矛盾和争执。我们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善于解决好这些矛盾和争执，从而达到更紧密的团结。记得有一天，我六师十八团与十七师五十团为了宿营地发生了争执。这两个团分属两个军团，行军走的是两条路，却凑巧把宿营地定在一个地方了。尽管在这里宿营只有几个小时，但部队经过长途行军都很疲劳，作为团的指挥员，谁都想让自己的部队进房休息，哪怕多争取半个小时也是好的。人多房少，双方各不相让，于是争吵起来。总指挥部知道后，贺龙同志责成郭鹏师长去处理(郭鹏原是五十团团长，对两个团的情况和人员都熟悉，处理起来方便些)，随后又把两位团长找去，进行了批评，并和他们一起回顾了生长在不同根据地的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并肩战斗的好传统，教育他们要珍重团结。争执的双方都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事情到此，并不算完，总指挥部又将此事通报了全军，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说到红军的团结会师，可以说，红二方面军一向是做得比较好的。这里，我不去追述被称为“模范的会师”的二、六军团会师，也不叙述标志长征结束的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师，只简要谈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一些情况。

1936年6月底7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在此之前，部队已经多次进行过会师教育，到甘孜后又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亲身感受到兄弟红军的深情厚谊。

在甘孜，两个方面军的负责同志召开了联席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进一步推动张国焘接受了团结北上的路线。与此同时，二方面军在部队中进行了正面教育，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宣传中央红军在陕甘的胜利，宣传三大主力红军西北会师的美好前途；并且规定了严格的政治纪律，凡是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不说、不传、不做，号召指战员努力向四方面军学习，学习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学习他们草地生活的经验。在团结北上的旗帜指引下，二、四方面军先后经草地继续北上。

作为后卫，我们六师不但收容二方面军的掉队人员，还收容了不少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他们，我们总是尽己所有给予照顾，并按总指挥部的规定，尽力帮助他们归队。我们还曾收容过一些四方面军的小鬼，他们大都是十几岁的娃娃，有的小鬼不无稚气地对我们说：“张主席(指张国焘)教我们唱歌子，说毛、周、张、博是机会主义逃跑”，说着就要唱起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耐心地以事实向小鬼们说明：中央红军的北上绝不是什么机会主义逃跑，恰恰相反，是为了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今天我们二、四方面军不正是沿着中央红军走过的路走吗?小鬼们理解地点点头，充满信心地和我们一道北上了。

在草地深处，我们师每天都有一些同志噙着草根倒在路边默默死去。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噶曲河边，欣喜地见到了一群羊，见到了专门守候在这里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原来，朱德总司令想到：二方面军走在后面，困难很大，便指示四方而军部队拨出一部分牛羊留下来。  二方面军赶到后，贺龙、关向应同志考虑到六师担任后卫，困难更大，便从中留下一批羊。看守羊群的四方面军同志节衣缩食，把羊如数交给我们。李伯钊同志率领的红军总部宣传队还给我们做了慰问演出。红军各部队之间真挚热烈亲切的团结友爱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我们去战胜困难，走出草地。

五

在写作本文前，编辑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的同志曾经问我：“红二、六军团的政治工作干部是怎样发挥政治工作威力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

同今天相比，当年红二、六军团的政治工作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并不高，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就拿我这个师政治委员来说吧，论文化，只是个高小毕业生，论理论，马列主义的书没读过几本。那时我当政治委员，主要掌握住三条：第一条，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条，多扩充些红军战士，尽量少损失，少跑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条，严守纪律，不犯政策，即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其实，这也是许多同志的共同准则和共同经验。那时由于广大政治工作干部能够身体力行，为人师表，因而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说出的话大家信服，交办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工作搞得颇有生气。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守纪律的人讲纪律，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讲牺牲精神，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关于这一点，我想，从一个团队的四任政治委员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我们师的十八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长征路上，该团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十八团在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同志。在长征初期，部队频繁转移，指战员们的思想动荡而活跃。余秋里政委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与敌军展开了一场长达月余的回旋战。当敌军向镇雄追踪我军时，我军出其不意，在赫章县的则章坝(现称哲庄坝)伏击了敌纵队司令万耀煌所率之十三师师部，敌军两个连被歼，万耀煌几乎被活捉。在战斗进行中，我同陈本新(后名成钧)团长、余秋里政委在一起指挥十八团作战。钻入伏击圈的敌军，一面以疯狂的火力向我射击，一面收缩队伍，拚死突围。陈团长向部队下达出击的命令后，一纵身就跃出堑壕。“危险!”余秋里政委伸出胳膊，一把将陈团长拽了回来。就在这时，一串机枪子弹呼啸着飞来，击中了余秋里的左臂。我和陈团长急忙扶住余秋里同志，只见他左臂耷拉着，露出了骨头，血流不止。我们派人把他抬下阵地，送军团卫生部。此后，由于无药医治，部队又一直处在连续紧张的行军当中，余秋里同志的伤迟迟不能痊愈，每天只能用凉水毛巾敷在伤口上镇疼，跟随部队行进。直到走出草地，他才施行了截肢手术。

余秋里政委负伤离职后，总指挥部调四师副政治委员杨秀山到十八团任职。杨秀山同志二话不说，找到了六师宿营地报了到，下到十八团去了。在六甲战斗中，一股敌人爬上阵地，杨秀出掏出手榴弹投入敌群，率领部队冲了下去。敌军退了一下，又反扑上来。杨秀山政委发现驳壳枪里的子弹打光了，忙喊警卫员拿子弹来，可是没人应声，回头一看，警卫员已倒在血泊之中。他在回转头时，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左眼眶旁，炸开了(那时滇军多用炸子，弹头打进身体后立即炸成碎片，杀伤力很大)。杨秀山政委的眼睛被血糊住了。他抹了一把，继续指挥部队。后来在战斗间隙，简单地做了包扎。敌军退下去以后，在陈本新团长和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下了阵地。

第二天，扬秀山政委的左眼就肿了起来，看不清东西。在休息时，他请卫生队长把弹片取出来。那时既没有手术器械，也没有麻药，卫生队长拿一把用钝了的小刀，硬是割开口子，取出来一块大弹片。一小时后，杨秀山政委又率队出发了。每天行军中，只要头缠着绷带的杨秀山政委在全团队前队后走一趟，不用开口讲什么话，就是最好的政治鼓动。

长征到了西康以后，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负了重伤，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杨秀山同志又是二话不说，去了十二团。

十八团的第三任政治委员是董瑞林同志。他为人老实，话也不多，工作一丝不苟。在西康，部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外出筹粮要跑很远的路，有时还会碰到藏族反动头人的武装打冷枪，这是件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董瑞林政委总是亲自带领一些同志去做。就在一次外出筹粮时，他被冷枪射中而牺牲了。同志们捧着董政委筹来的粮食，在荒凉的草甸子上为他举行了葬礼。

十八团的第四任政治委员是周声宏同志。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后，东出陕甘边，由于敌情骤变，我军决定抢渡渭水，迅速北上会合中央红军。我带十八团从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急返甘南的成县，在五龙山上阻击敌军。我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后，陈本新团长和周声宏政委率部队实施反冲击，一直冲到山下的镇子里。巷战中周政委不幸中弹倒下了。

在万里长征路上，十八团的前后四任政治委员，不仅用自己的言行，而且也用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工作干部的职责，在同一个岗位上共同塑造了红军政治工作干部的优秀形象。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作为长征路上的生命线，其意义之深刻，作用之伟大，内容之丰富，远非本人本文所能尽述的。这种优良传统已经延伸到今天，成为我们进行新的更加伟大的长征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