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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你们真是红军啊!”----张秀龙

在一次战斗中,我的右腿负了伤,整条腿都肿了起来,伤口发炎,不能行动。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寄住在离塔卧镇二十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三个同志:我们团的青年干事刘月生,四师的两位营长——唐金龙和李文清。

“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这是老乡们常对我们说的话。二十天过去了,在老乡们的热心照料下,我们四人除唐金龙同志外,伤El都已痊愈。于是,我们便决定马上去寻找部队。

但是,四乡都有地主武装,碰上了怎么办?再说,唐金龙同志还没有好,我们怎能丢下自己亲密的战友呢?最后,我们决定化装成白军,用担架抬着唐金龙同志,蒙混敌人。我们想,部队原是向西转移的,总会找得到;万一找不到,就到深山中去打游击。

第二天清晨,我们带着老乡给我们准备的干粮,出发了。

我们向永顺、保靖方向走去。我扮作敌人的副官,走在前面。幸好还有一件以前缴获的黄呢军大衣,现在正好用上了。路过之处,人们真以为我们是白军,几次碰到地主武装,都混过去了。他们盘问,我们就敷衍几句;问得多了,就发上一通脾气,大摇大摆地走开。这样,我们虽然很安全,却也带来了苦恼:群众都不接近我们,见了我们就带着憎恶的眼光,远远避开。要是向他们打听红军的消息,他们更是连连摇头。

一天,太阳刚刚落山,我们到了一个村庄,打算休息一下问问路再走。恰巧迎面来了几个青年人,赤着脚,扛着扁担,往村外走。他们一看见我们,马上紧张起来,扭回头绕过几处房子,就不见了。

我们在村西头找到一个孤苦老头。一进门,他就反复地对我们说:“官长!你们该去庙宇祠堂,这里太脏!”

我们明白他是不愿意理我们,这使我想起了白天一件事:早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向导,但只带领我们走了四五里,推说要小便,溜走了。

化装成白军,真是寸步难行,我真想立即去掉这可憎的装束,还我本来的面目;但是为了安全,为了赶上部队,我几次把强烈的冲动压下去了。

我们终于到了永顺县境,在一个小小的村庄住下了。我们寄宿的老乡家是个贫农。全家五六口人,四间破破烂烂的房子,前后各两间,中间是一个狭窄的小院。我们刚来时,还听到小孩子哭叫,大人们交谈,院子里也不时有人走动。但一住下,一切都销声敛迹了,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约是家长,出面冷冷地和我们联系。我们要做饭了,缸里没有水;想借水桶用一用,老乡老半天才拿出来,还碰碰撞撞的,把水桶摔在我们面前;想找碗筷,但碗橱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向他借,他就愤愤地说:

“不是前些日子叫你们弄毁了么!哪里还有!”

听了这句话,一时被弄糊涂了,但随即也就明白过来——原来前些天白军到过这里,糟蹋过这个村庄。

这些事使我们表面上感到难堪,但内心里却分外愉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听了老乡愤慨的言词,我们更加对他们信任和尊敬了。我们决定说明真实的身份,并打听红军部队的去向。

吃过晚饭,我们把老乡请了来,先拿出一吊铜元,请他收下,作为刚才做饭的柴费。他收下了。接着,我们便和他攀谈起来:

“老乡,这里来过红军没有?”

“来过。”

“国军呢?”

“也来过,前几天才走。”

“老乡,你看是红军好,还是国军好?”

他“嗯嗯”了一阵,嗫嚅地回答:

“我们种田人,不管他谁好谁不好。”

我们问起他家的生活情况。虽然他很谨慎,但还是被“套”了出来。他家原来只有三亩田,土地革命中刚分得了七亩,现在又被地主收了去。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便向他讲出了好几天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

“老乡!你真的以为我们是白军吗?”

这突然的问话,使他惊愕不已,眼睛也睁大起来,紧盯着我们。

“不,我们是红军啊!”

他愣住了,脸也涨红了,似乎要讲什么,但马上又冷静下来,沉默了……当时在湘鄂川黔,常有白军假装红军,刺探军情和进行其他破坏活动的事,这不能不使他警惕。

“我们受了伤,刚养好,现在去寻找部队……你知道红军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们一再地向他表白自己是红军,但他一直迷惘地沉默着,眼睛对着地面,不时又偷偷地瞅我们。

风不断从门缝吹进来,小屋里变得寂静无声。

我们原以为道出真相以后,老乡一定会欣喜的,不料并非这样。忽然他站起身来说:“我们种田人,不管什么红军、白军!”

他紧绷着脸,说时间不早,很困,要去睡了。这真使我们感到狼狈。怎样才能把问题弄清楚呢?我们只得和善而耐心地请他再坐下,又说:

“老乡,我们真的是红军啊!”

他勉强坐下了。我们撩开衣服,露出刚痊愈的伤口,又指着一旁的担架,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地讲出。他仍是不说话,但眼睛却反复地看我们,看来要从我们身上找出足以能够确认我们是红军的标志。

突然,他转过脸来盯着我那简单的包裹。不知什么时候,包裹开了口,正露出一顶红军八角帽。见了这,他的眼睛明亮了,终于叫道:“同志!你们真的是红军啊!”

他急忙跑出去,把老婆、儿子、媳妇、小孩都领了进来。顷刻,小屋里洋溢着欢欣的气氛。大人忙着道歉,问候我们在路上的情况,诉说这里红军走后,白军来蹂躏的罪行;小孩也爬到我们的身上,亲切地叫着“叔叔!”虽说已经吃过了饭,但老婆婆一定要去烧火,弄些点心招待我们。她说,只有这样她才能心安。

接着老乡又兴奋地对我们说,红军就驻在西面不远的毛霸,离这里不过五十多里,刚刚把国民党一个部队打垮。也就是他,当夜又热情地为我们去毛霸送信。第二天下午,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