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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陈家河、桃子溪进行的消灭敌五十八师的战役，是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开始，由此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新局面。这次战略转变是二、六军团传达贯彻中央1935年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战略上由单纯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方针的结果。这个战略转变的意义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对当年战役的经过印象很深，至今难以忘怀。

一

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境内胜利会师了。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三军从l932年撤离洪湖苏区以来，长期在湘鄂川黔各省边界地区流动游击，刚刚在黔东有了一个立脚点，困难尚未过去。同样，红六军团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从1934年7月撤出湘赣苏区以来，转战八十余天，处境也极为困难。两军会师后，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诸同志领导下，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立即向敌人展开了攻势。10月28日，二、六军团(红三军在会师后奉中央军委命令改为红军第二军团)离开黔东根据地向湘西进发，占领了永顺城，随后诱敌深入到龙家寨，歼灭了敌新三十四师主力两个旅大部，击溃一个旅又一个团，俘敌旅参谋长以下二千余人，在追击中复占永顺城，继而扩大战果，占领了桑植、大庸县城及广大地区，恢复和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央红军已撤离中央苏区，沿途被强敌追堵拦截，正在湖南通过，向贵州方面前进，形势颇为紧张。红二、六军团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于l2月初，向常德、桃源广大地区展开进攻，并占领桃源，包围湘西重镇常德，威胁长沙和长江，歼敌罗启疆旅大部，随后又占慈利城。这样，牵制敌人急调追堵中央红军的湖南敌军之十九师、六十二师、十六师、二十六师，回过头来对付二、六军团；并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中央军李云杰、李抱冰两个纵队和九十二师、新编第八师等六个师的兵力，放在贵州的铜仁和四川的酉阳，防我西向和中央红军会合。同时，敌军将在湖北之四十八师、三十四师、五十八师、新三旅、暂四旅调到鄂西，和湘敌共同对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地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而二、六军团会师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了。这个处在最东面的战略区，给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地区威胁最大，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最重要的柱石，是直接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击败国民党军阀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

1935年2月，敌军开始了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的“围剿”。敌人进攻的部队分六个纵队，共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一个保安旅又四个保安团。而我二、六军团兵力为一万一千余人，地方武装约三千余人。敌我兵力对比，敌人占有十倍优势。敌军基本采取第五次“围剿”四面包围、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兵力不敢过于分散，行动缓慢，极其谨慎小心。这给我二、六军团粉碎敌人的“围剿”带来了困难。

关于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在根据地里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向四川转移的一方面军，同时依据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以及白区群众的斗争的配合，争取在有利苏维埃革命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这是一个立足湘鄂川黔苏区，以二、六军团的力量大量牵制敌军，全力支援一方面军长征的方针，也是一个顾全大局的方针。但在具体作战行动上，当时的基本方针是，将二、六军团主力集结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去从正面远出迎击对大庸、永顺两城威胁最大的敌军。

此时，党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改变了过去“左”倾错误的领导。中央和中央军委得知湘鄂敌军联合“围剿”二、六军团的作战计划后，于2月1日给二、六军团发来了指示电，说：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补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作战的条件。”“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分。当必要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黔、川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能采取此种步骤。”中央军委并指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等为委员。

从2月初到3月中旬，由于敌人的优势以及我们的战役和战术行动运用不当，我们开始几仗没有打好，没有能够歼灭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到3月下旬，敌军已侵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形势异常紧迫了。我军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对转移到敌人侧后隐蔽集结，以疲惫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原则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一直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去从正面远出迎击敌人，没有坚决采取转移到敌人侧后，寻求打击消灭敌人的机动作战，结果没有能够击破敌人的进攻。如2月8日溪口打郭汝栋师之战，主要是不敢把敌人放进来打，总想在根据地边上打，敌人首先占领阵地，我们然后攻击。3月21日后坪之战，敌人占领了鸡公垭高地，并有优势的阵地，我们强攻敌人，没有攻下来，打了个平手仗。由于这几仗没有打好，使我们的局面变得被动了。

在这种形势下，3月22日，任弼时致电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目前情况，我们以最大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即中央红军)配合。我们正集中全力，在保持有生力量条件下，首先求得侧击郭(汝栋师)敌。必须取得两次伟大胜利，方能保持新区巩固发展，否则，二、六军团将被迫退出新的地区。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阳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注：属湖北)。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南、鹤峰、桑植逼近湘鄂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4月5 日，中央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指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你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问题，我们可以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而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随后，中央和中央军委又拍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要点)的电报。

4月初，在三家田由肖克在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记得他传达的大意是：一月中旬，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作出了决议。决议的主要精神是：我们要把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避免的。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要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关于战略突围，应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而不应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不应该错误地认为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放下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而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等等。

这个传达是及时的。我们当时虽然对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没有深刻的理解，也不可能认识到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对于中央苏区的斗争知道得也很少，但是决议中指出的关于转移行动问题的原则，却对我军的行动起了及时指导作用。决议所指出的那些原则和经验，虽然是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但是，我们二、六军团都十分容易理解。二军团从1932年撤离洪湖苏区，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只知道去进攻，专门进行那种不必要的，且敌人无隙可乘的战斗，而进攻失利后又转为惊慌失措的逃跑。几年来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对决议所指出的精神自然是容易体会和倍感亲切了。六军团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也吃尽了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和搬家式的长途转移等等错误军事方针的苦头。所以，遵义会议决议的许多精神，五次反“围剿”的许多经验教训，也就是总结了我们所没有总结出来的教训。因此，对我们的行动有着十分巨大的指导意义。

这时，由于根据地只剩下省苏维埃所在地塔卧一隅，而各路敌军正迅速逼进，离我塔卧、龙家寨基本后方仅一日至一日半路程(即五十里至一百二十里)。在当时情况下，在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区内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于是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第一，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基本地区；第二，集中全部主力，以地方武装之大部编入主力，增强和充实主力的战斗力量；第三，击破敌之封锁线，从敌之侧翼和后方坚决突击敌人，来击破敌人的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以开展新的胜利局面(注：当时具体行动计划是渡江到湖北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

4月12日，我军离开塔卧、三家田、龙家寨(敌军于当日侵占塔、龙)，拟经陈家河、仓官峪，从秭归东南的香溪北渡长江。当天下午，我二军团先头第四师进到陈家河西南的蒋家垭，突然与敌警戒部队遭遇，我前卫第十团立即发起攻击，歼灭了敌警戒部队，俘虏了少数敌人，并且占领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经过讯问俘虏得知，敌纵队司令兼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派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到了陈家河，企图与西面之敌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截断我军向湖北机动的道路。

这就是陈家河战役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斗争的基本情况。

二

4月12日下午，十团的前卫部队消灭了敌一七二旅警戒分队，占领了田家坡高地。这时，当面之敌只有这一个旅，他们刚到这里不久，工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并且分散配置在陈家河、铜关槽和庙凸、张家湾以及澧水南岸蔡家坪等处高地上，敌第五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则远在桑植，这是孤立突出之敌。我军方面十一个团都集中在一起，力量超过敌人近四倍，于是决定消灭这个旅。l3日晨，我主力进到田家坡及其西北地区，准备攻击陈家河西面庙凸和张家湾山上之敌，然后再分别歼灭铜关槽和蔡家坪澧水两岸之敌。八时，正当我军准备发起攻击时，庙凸山上的守敌约一个营兵力，竟沿山脊向我第五十一团阵地发起攻击，企图破坏我们的进攻。我军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待攻击的敌人到我手榴弹有效距离内，突然向敌猛烈开火，大量杀伤了敌人，趁敌混乱溃退，紧咬跟踪冲击，一鼓作气地攻下了庙凸、张家湾和吴家湾三个山头。从这些阵地向陈家河逃窜的敌人，也被我军从两翼伸出的部队完全消灭在山下的河谷里。同时，我二军团主力徒涉澧水，向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进攻，六军团主力和第四师一部向铜关槽主要阵地突击，以第五十一团一部直插敌人心脏——陈家河旅部。激烈的战斗直到下午四时，我军全部消灭了敌一七二旅。

14日，我军休息整顿，研究怎样继续向敌人进攻，扩张战果。

15日，我军乘胜向南发展，从陈家河经两河口向桃子溪、塔卧方向前进。在陈家河战斗的同时，陈耀汉率五十八师直属部队及一七四旅(欠三四八团)由桑植向陈家河增援。l4日，当该敌进到两河口时，发现一七二旅已被我军歼灭，即掉头南逃，准备与已占领塔卧的郭汝栋纵队靠拢。六军团在前面走，发现小河的水是浑的，判断一定有敌人部队过去，就向桃子溪迅速前进，距该地约五里地，遇见一老乡说刚到了敌人。我军两个团立即展开，向敌人住地猛扑过去。打到黄昏结束了战斗，将敌人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山炮营和一个整团全部消灭。

16日，我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城，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

三

陈家河之役的胜利和重新恢复桑植城之后，开始了我军的战略转变：敌人原来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并将我军逼迫到很小地区以内的优势，转入到被动困难的地位。与此相反，我军由战略上被动的处境转变到主动的反攻的优势地位。

总指挥部利用战略主动权的优势地位，采取坚决进攻敌人的方针，决定以主力东出白色区域敌人的侧后方，伸出江垭、象耳桥、慈利以北之线，调动敌人离开基本苏区，并力求抓住敌人远距离运动中的过失给予新的打击。

4月下旬，我军主力从桑植城出发向敌占区进攻，进占江垭、象耳桥地区，伸出慈利以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州，同时又表露有北渡长江的形势，东南方面之敌军后方交通全处在我军极大威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各路敌军纷纷后撤。湘敌李觉纵队第十九师及第十六师慌忙向慈利、潭口地区撤退；鄂敌张振汉纵队和第四十八师于5月初退守长阳、渔洋关地区。在塔卧地区的郭汝栋纵队也跟在湘军后面东撤。但由于我军东出不远，呆的时问不长就回到了根据地内，敌军也就随即停止了后撤，返回原来阵地。我军返回根据地后，对湘鄂敌人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湘敌在我战略防御阶段，于溪口、后坪、王村各仗虽然受到打击和消耗，但湘敌仍然是强，鄂敌则比较弱，同时湘鄂敌人在指挥上不统一，互怕吃亏，各保势力，有可为我军利用的矛盾。因此决定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我军在后来的行动中连续取得各次战役的胜利，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忠堡战役，大胆深入敌人战役纵深，采用围城打援的手段调动敌人，消灭敌人。1935年6月9日夜间，我军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手段，突然以一部兵力包围了湖北宣恩县城，并强攻可以俯瞰全城的南山铜鼓堡，同时派一部兵力切断宣恩、施南间的大道，佯攻城北的敌重要外围据点椒园。主力隐蔽集结在城南二十里处，准备打击可能由来凤、李家河前来增援的敌人。

宣恩城的守敌，只有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湖北敌酋徐源泉害怕宣恩失守，施南难保，长江交通遭受威胁，急令张振汉带领主力立即增援。6月12日，即围城的第三天，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以第四十八师的一四四旅、保安第五团和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由李家河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由李家河经关口、老叉口、韭菜园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第一二一旅为左支队，由来凤西进。张振汉非常谨慎，他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宣恩附近，南距忠堡百里以上，而他的部队到忠堡只有四五十里，红军即使和他们同时开始行动，也要到黄昏时才能赶到忠堡附近。他为了防遭我军袭击，命令这三路平行的支队，必须在下午四时前后赶到忠堡集结，在黄昏前做好工事，完成防御准备，第二天再一起北进，救援宣恩。同时他又命令，如果在途中与红军遭遇，立即就地停止，面向北方组成三道阵地的纵深防御。他的司令部跟随左支队行动。

我军侦察到了敌人的计划，总指挥部迅速果断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积极佯攻宣恩城，监视和迷惑敌人，主力在12日前半夜秘密出动，沿两条路急驰忠堡，截击敌人。

我军经过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下午三时先头部队第四师赶到了忠堡东北的黄牛棚附近。这时敌右支队的主力已经进入忠堡。中间支队进到了韭菜园西侧，左支队先头部队刚通过老鸦关，他们距离忠堡都只有几里路。我第四师一发现敌人，断然向敌行军纵队发起猛烈进攻，很快消灭了敌右支队后卫一部，并在忠堡东面约四里远的构皮岭击溃敌左支队先头部队。随后即以一部兵力占领忠堡与构皮岭之间的高升塘有利阵地，阻止忠堡敌人回援。与此同时，我第六师也投入战斗，向敌人侧后迂回，攻占老鸦关东侧高地，切断敌左、中两支队的联系和左支队向来凤的退路。

军委分会鉴于敌人兵力比我雄厚，而我军是在敌人行军纵队中间包围歼灭他们的一部的复杂情况，决定先集中兵力遏止敌右、中两路支队的增援和完全包围敌左支队，尔后再集中力量歼火被围之敌。这天夜里，军委分会命令四、六两师加强阵地，坚决阻止敌人突围和增援，同时调第十七师参加战斗。13日天明后，我军完全包围了构皮岭地区的敌人。这时敌人也开始了解围行动。忠堡之敌集中兵力向我第五十一团阵地猛烈攻击，企图攻占忠堡北山，掩护被围之敌突围。韭菜园地区的敌一一二三旅也向我第六师老鸦关阵地猛烈攻击，企图与被围之敌恢复联系。敌人的多次攻击，均被我军打退，伤亡很大。忠堡的敌人几次攻击失利，就停止了行动。敌一二三旅害怕被歼灭，在天黑前跑回了李家河。至此，我军基本解除了对敌援军的顾虑，为集中兵力彻底歼灭被围之敌创造了条件。

14日晨，我军集中了四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之敌进行向心突击。敌人在张振汉的督战下，两千多人密集在一条不大的山凹里，拚命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我军一直奋战到下午三时，终于把敌人全部歼灭，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张振汉。

我军经过三昼夜的奋战，共歼灭敌人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并给其他六个团的敌人以沉重打击。

板栗园之役，在敌人战役纵深内大胆采用伏击手段取得了成功。就在忠堡战斗后，我军开始围困龙山城，持续了三十五天。在围困龙山城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我军的“围剿”，重新部署兵力，将由江西调到湖北利川的敌中央军第八十五师(该师实来两个团，一个团在湖北沙市留守)，拨归徐源泉指挥，同时由江西湖口调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个师去接替第三十四师的防务，让鄂军集中作战，又命湘鄂敌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我军。徐源泉虽然得到加强，但因他的部队屡遭我军歼灭，已丧失了进攻的勇气，只限部队推进到湖北边界，防止我军再入鄂西。他于7月30日和8月1日先后命令太平镇的第三十四师的两个团和高罗的第四十八师的一个旅推进到沙道沟，进到小关的第八十五师开到李家河。同时命令高罗的暂四旅以一部兵力占领水田坝，以来凤的第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掩护第八十五师、三十四师和四十八师的开进。

我侦察到了敌人的开进计划，军委分会认为敌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他们运动的道路小而崎岖，大部分是在深狭的谷底，两旁全是大山密林，侦察搜索和展开都很困难；而且他们是从纵深向前沿运动，戒备可能比较疏忽；鄂西的敌人，当时正分守在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点与点之间空隙很大，很便于我军的进击。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敌人。因此，决定集中主力，再一次深入鄂西敌人的战役纵深，利用敌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我军的战斗行动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麻痹敌人和破坏敌人整个开进部署。8月2日，敌由太平镇、高罗和小关各地开始行动。同一天，我军由兴隆街突然向北进到沙道沟附近。我军向北一动，立刻造成了徐源泉的错觉，他认为我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镇和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第一四二旅，因此立即命令这两股队伍停止前进，严加戒备。敌八十五师认为我军是向北行动，并且沙道沟距离他们的运动道路较远，所以仍按原计划行动，并于当天下午进到了宣恩南的上洞坪。来凤的一二三旅也占领了李家河。这样一来，我军就取得了进入敌人战役纵深和前出到敌第八十五师翼侧的有利条件。

第二步是直接歼灭敌第八十五师。8月3日晨，敌第八十五师冒然继续前进。同日拂晓，我军突然改变了行动方向，从高罗和李家河之间楔入敌人纵深，沿山间捷径向西南疾进。十一时，我二军团就赶到了敌第八十五师必经的利夫田谷地东侧高地。利夫田谷地在板栗园与李家河之间，长约十余里，宽不足一里，北侧山上树林茂密，南侧山上岩石裸露，陡峭难攀。我军以第四师和第六师成一个梯队在谷地北侧安家坡大山上埋伏起来，伏击敌人。

这时，敌第八十五师才进到利夫田西北约七八里路的板栗园，由于我军行动迅速，隐蔽良好，敌人完全没有发觉我军。敌侦察员在板栗园看见赶集的人很多，便回去报告说，李家河街上很平静，友军在做工事，沿途有老百姓砍柴、种地。敌师长谢彬认为地方平静，红军距离尚远，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就撤收了沿山脊运动的侧卫部队，按第五一〇团、特务营、师司令部和第五〇五团的次序顺谷底道路继续向李家河前进。

十二时左右，敌人完全进入了我军的预伏地带，我第四师首先猛烈开火，将敌前卫第五一〇团紧紧压制在谷底，接着乘敌人惊恐慌乱，向敌行军纵队发起了多路猛烈进攻，一举将敌第五一0团的大部歼灭于三灵沟、谭家岩地区。这时，敌特务营和五0五团慌忙展开，妄图抢占我伏击阵地西面的莫家坡大山。军委分会当即命令第六师迅速抢占莫家坡，歼灭向上攀登的敌人。我第六师先敌上了山头，向抢占山头的敌人突然开火，猛冲下去，一下子把敌人三个营全部歼灭。这时，我后续部队六军团第十七师也赶了上来，投入战斗，和二军团一起扫荡退守谷地南山的残敌。战斗到二十三时，我军又攻下巴里核山，歼灭了敌第五〇五团一个营。在利夫田河沟击毙了敌师长谢彬。这一仗，彻底歼灭了敌第八十五师的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和师部。

板栗园战斗后，我军即返回根据地。8月8日，又在芭蕉坨一举击溃了敌陶广纵队的十个团。在这之前，我军在茶陵坡、龙山象皮岭、招头寨等地之战都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和消耗。

由于我军接二连三的胜利，不仅使当前的敌军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而且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利用湘鄂敌军来“围剿”我军的计划，命令湘鄂敌军转入防御，等待新“围剿”部队的集中。至此，我二、六军团完全粉碎了十倍于我之敌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

我军虽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但根据地并没有完全恢复。在龙山、桑植之间新开辟的地区，人口少，物产不丰富，群众工作还不深入。我军在补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迫切需要的粮食、经费、兵员和冬装都无法在这个地区解决。因而军委分会认为，应当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而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坚决向敌人进攻，打到白区深远的后方去(在围困龙山期间军委分会在思想上就有这个预定)，集中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州地区突击，以发展反“围剿”的胜利和创造反对新“围剿”的有利条件。为此，我军留下第十八师和随营学校配合地方武装在根据地担任掩护地方工作和钳制敌人，主力则于8月20日开始了东出攻势行动。到8月28日就先后占领了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控制了津市、澧州等广大地区，威胁长江和逼近常德。

我军在这一地区抓紧时间发动群众，没收和分配地主恶霸的财物和粮食，宣传我军的主张，扩大红军和赶做冬装、被服等，解决经费困难。由于广大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支持，我军扩大六千多名新战士。同时，发现蒋介石新调来之“围剿”军孙连仲纵队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樊松甫纵队的四个师已在澧州地区同我接触，逼使敌军在敌占区内就展开同我对峙，对我军极为有利。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际，我军于ll月上旬从容返回桑植、刘家坪和桥子垭地区。

红二、六军团自陈家河战役之后，之所以连续不断取得胜利，以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最基本的原因是：

第一、正确贯彻执行了2月1日中央的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使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由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结束了数年以来“左”倾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方针，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敢于大胆将主力红军集中行动，转移到敌人侧翼和后方甚至深远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利用各种战役样式，充分发挥主动作用，调动敌人，在运动中进行连续的歼灭战。

第二、利用广阔的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原则，抓住敌人的弱点，在敌人的分进运动中，选择有利时机坚决突击，各个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分进合击计划，一直到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三、尽量地集中了能够集中的力量，每一次战役都造成对敌人优势甚至绝对优势，干脆利落地歼灭敌人。避免从正面去迎击敌人或者在敌人已占领好阵地时，实施无把握的攻击，打那些得不偿失的消耗仗。

第四、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并巩固和发展，不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的条件下，采取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转移主力，寻求新的战机。

第五、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分，配合新建立的地方部队，肃清新区内的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和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并在敌人侧翼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人兵力，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六、向敌人区域远出行动的时候，不怕敌人乘虚侵占我苏区中心根据地，完全相信根据地的各种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具有保卫根据地的能力。苏区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能力，给敌人很大的威胁，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向我根据地进攻。同时，主力红军离开苏区，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主力红军的行动上了。由于军委分会的正确判断和正确指挥，放手地向敌人作战略上的进攻，从而使我军不断取得很大的胜利。